“光明正大出來,為什麼不光明正大回去”
即使在內心裡對音樂和人生的看法有了巨大變化,朱亦兵也從未想過回國這件事,因為他曾經有過一次深深的絕望。“1987年我即將從巴黎音樂學院畢業,當時我一腔熱血想回國匯報,可幾乎半個世界的人都在警告我,‘你還是不要回去,誰知道回去會發生什麼’,因為那個年代別說回去了,很多人還沒出來呢。我光明正大出來,為什麼不能光明正大的回去呢?”朱亦兵沒聽勸,義無反顧的回到了中國。
回來的十天還算順利,朱亦兵在中央音樂學院、天津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開了獨奏音樂會,萬萬沒想到回法國的那天出了狀況。“我回來這些天剛巧出了一個政策,要求回國人員重新到公安局申請再出國許可証,當時我沒有途徑知道政策的變化,海關工作人員也沒搞明白,我就被攔在了海關外面”,回想那天的場景,朱亦兵形容為“各種混亂、各種爭吵、自己的彷徨、別人的同情摻雜在一起,當時連我乘坐的法航飛機飛行員都親自從飛機上下詢問情況,因為一飛機的人都在等我。”盡管最終過了關,但直到飛機起飛了他整個人是僵硬的。這件事傳遍了留學生圈,讓大家議論了好多年。
“當你面對有人拿你的命開玩笑的時候,我不信你一輩子能忘掉”,在那之后朱亦兵真的很多年再也沒敢回來,直到1999年女兒出生。“女兒出生后以后我才再次回國,我看到北京變化巨大,內心特別振奮,我自己騎著車在北京的大馬路上,一隻手掌握方向,另一隻手拿著攝像機從左到右的拍,幾乎環繞一周,像坦克一樣”,也不知道哪來的興奮勁兒讓他做出這樣高技巧的動作。
“從孩子的眼神裡看到幾十年的自己”
2004年如果不是中央音樂學院邀請朱亦兵回來辦講座,他也許一輩子就過著在國外工作生活,偶爾回國探親的生活了。回想那一次的情景,朱亦兵的心情很復雜,“在我的生長之地,用中文給孩子們示范演奏,讓我感覺非常親切,但最終我的感覺極其不好,和孩子們的交流沒有給我帶來興奮而是沮喪。中國社會發展了,高樓建起來了,汽車都快飛起來了,可我怎麼從孩子們的眼神裡看到幾十年前離開學校時候的自己呢?”說這話的時候朱亦兵眼睛望著窗外,表情凝重。這種落差讓朱亦兵的心裡無比失落,“我突然覺得一切都是幻覺,其實這個世界一絲一毫都沒有變,因為情感和精神上沒有變。我被震住了,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
帶著疑惑和牽挂,朱亦兵回到了瑞士,而后沒幾個月身體突然出了問題,甚至出現了耳鳴。他找心理學家交流,對方竟然給他開了一服藥,朱亦兵覺得不對勁,於是就又回國找到一個很棒的中醫大夫。那次經歷讓他終生難忘,“醫生並不知道我的任何背景,號脈之后他跟我說了倆字‘內濕’。什麼叫“內濕”?俗話說就是‘水土不服’,我水如不服?我不服還有誰能服?”在瑞士生活20年的朱亦兵徹底震驚了。當時朱亦兵不能接受這個診斷,但現在回想起來,他不得不感嘆中醫的偉大。
這種不好的感覺一直持續了半年,朱亦兵也一直在迷宮裡繞來繞去找答案,突然有一天他想到“是不是應該回國啊?,接下來的日子這個念頭不停地冒出來,以至於半夜他把睡在旁邊的老婆叫起來說出自己的想法,也不顧對方莫名其妙的眼神。終於在某一天瑞士的深更半夜,朱亦兵給當時從來沒見過的中央音樂學院王次炤院長打電話,“如果我回去,你會歡迎嗎?”干巴巴的一句話,沒有任何客套。兩個星期后,朱亦兵回國接過了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的聘書。
回到瑞士的當天,朱亦兵就把樂團的工作辭了,就像瘋了一樣。這一次他一絲一毫躲回去的念頭都沒有了,他在心裡對自己說,“我不就是干這個的嗎?我拉過那麼多音樂會,去過那麼多地方,掙那麼多錢都為什麼?”最本能的沖動佔據了他所有思維系統。
“沒勇氣為自己那點沖動而付出,等於白活”
2004年,一家四口、2把大提琴、6張機票,朱亦兵回到了北京。回來之后朱亦兵做了一次《音樂人生》的訪談,他曾經在裡面說過一句話,“我終於又成為了一名音樂愛好者”,這些年他越來越體會到了這句話的重要性。這9年來朱亦兵一直在中央音樂學院當教授,他的教學很負責,用他的話說“在魚缸裡游得優雅和諧”,但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就“長了四個爪子爬出去”。他成立了大提琴重奏樂團,去很多地方進行公益演出,他盡最大的努力普及室內樂……他用這麼多年內心的體悟告訴孩子們要做自己,“我也可以再進入樂團,走職業演奏家的路,據說我拉的還不錯,但我就是喜歡室內樂,就想讓孩子們交流起來。孩子是生靈,我愛的生靈,讓他們學這個背那個都沒有用,一個人感悟不到內心的沖動,沒有勇氣為自己那點沖動而付出,等於白活。”
於是在看朱亦兵給孩子們排練上課時,聽得最多的不是如何拉得好,而是真心的希望孩子學會“做人”,“我們從娘肚子裡出來的時候首先不是‘中國人’,而是‘人’。我堅定認為,人從娘肚子裡出來的時候,是一個完完整整的、被上天賦予直覺的健康的生命,娘肚子裡的溫暖沒了,我就叫喚,要拉撒了我就喊,肚子餓了我就鬧。這種可以感悟一切的直覺被我們的教育弄沒了,中國孩子太?腆,等他們克服了?腆,生命的一半都過了。”
不久前朱亦兵參加了一個頒獎活動,台下坐著有幾十個盲童,一大堆繁冗的形式過后終於輪到他了,他一上來就說,“其實我也是個盲人,因為音樂就是一幅優美卻看不見的畫。我們對舞台有一個錯誤的理解,以為舞台是高高在上的,其實真正的舞台在每個人心中,所以我要走下舞台,到孩子們中間去”,朱亦兵的舉動顯然不在流程之中,於是現場各種忙亂后,朱亦兵抱著大提琴坐到了盲童們中間。“音樂像烤火,如果你連火的溫度都感覺不到,說明你離情感的距離太遠了”,朱亦兵說。
“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不要讓別人改變自己”
回國后的生活,朱亦兵比喻像花草“換盆”,困難很多,不適應很多,之所以能存活到今天,全因內心是淡定坦然的,“我們總想改變別人,改變社會,甚至改變世界,這些都是妄想,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不要讓別人改變自己。這一點,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我還在堅持。”
現在朱亦兵將商演的收入都投入在公益演出上,自己隻靠當教授的收入生活。從物質條件上比,現在和曾經的瑞士生活簡直天壤之別,但朱亦兵一點都不在乎,“有一次我們在廈門演出,被主辦方邀請出海,同行的人告訴我,帆船在逆風的時候用‘拾風’的駕駛方法,前進速度有時候反而更快。我突然覺得老天派我們到廈門就是來聽這句話的,動力是什麼,是順風嗎?幸福是什麼,是平淡的道路嗎?都不是。最大的動力是困難,困難是老天看得起你,知道你能啟動自己的智慧。人生就是航海,如果在困難和逆風中還能前行才是最大的幸福。”
朱亦兵曾經看過一個拳擊冠軍的採訪,別人問他,你得過這麼多冠軍還追求什麼啊?他說,“其實我最關注的不是得到多少條腰帶,而是我每場比賽是否都全身心地投入了,投入的那一剎那我就是冠軍。”朱亦兵說,我們的文化經常把對錯放在真假之上,如果表達的不是心裡的東西,呈現出來的都是幻覺,出再多的音樂家也沒有用,“對錯是別人決定的,真假是自己知道的,我們就這麼一點生命之本,還不保留一下,堅持一下,愛護一下?”(記者 羅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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