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方六：中國文物造假猖獗 博物館也買造假

　　現今，文物造假又呈一波高峰。造假者技藝更加精湛，造假對象則趨於重大文物

　　幾年前，在一個飯局上，一位美籍華裔考古專家聽說倪方六要寫“中國文物造假史”，給他提供了一個讓人唏噓的造假案例：

　　上世紀，河南兩名盜墓賊盜出一批青銅器，被當地公安抓獲。量刑需要參考被盜文物的價值，因此公安局請來兩位專家鑒定。當時專家意見一致，皆認為被盜青銅器是一級文物，屬國寶，價值連城。

　　因為這個權威鑒定，兩名盜墓賊被處以死刑。后來發現，所盜出的文物是贗品，並不值錢。如果當時專家鑒定時嚴謹一點，罪犯也就不會被槍斃了，而盜墓賊家人至今不知真相。

　　“這件事情也說明文物造假手法之高超，造假之驚人！然而造假絕非新鮮事情，可謂自古而然。”著名考古與盜墓史研究學者倪方六對《瞭瞭望東方周刊》說。

　　基本沒機會“撿漏”

　　南京朝天宮如同北京潘家園，熱鬧熙攘。文物攤販們在空地上鋪下一塊厚布，將寶貝們一一展示於上，自己則蹲在攤邊和買家看客聊天砍價。

　　2011年前春節前，某地電視台到南京找倪方六拍攝一檔有關文物造假的節目。記者手持攝影暗訪機跟著倪方六，在朝天宮附近的大小文物攤位間穿梭、砍價。

　　“我跟一個攤販說，要過年了，公司老板讓我來選幾件東西當年禮送人。要好東西，你這攤上的都是假貨。”倪方六向本刊記者回憶這次暗訪。

　　攤販傾身附耳，低聲說：“老板你跟我來，真的都不在攤上。”跟著攤販繞行至朝天宮后邊的一條小巷，那裡停著一輛黑色轎車。“上車后，車中人神秘地拿出幾件包裝精良的青銅器，這件50萬那件100萬元，開價都非常高。我仔細看了一會，笑了笑就找機會下車。”

　　無論是攤上的還是車裡的，其實都是假的。倪方六解釋說，“現在撿漏的機會微乎其微，攤販做戲已成常態，增加些神秘感有人可能就信以為真。”

　　值得注意的是，那時徐州剛有一個大墓被盜，一批青銅器流失。可見這些制假賣假的商販對信息的掌握十分及時、准確。在那樣的背景下，如果抱著“撿漏”的心態，覺得收臟容易壓價，很可能鑽進圈套。

　　解放后，最有名的一次文物造假---北魏陶俑事件，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牽涉面甚廣，幾乎騙倒了當時全國所有的專家，連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也不例外。

　　一名專家在北京琉璃廠閑逛時，發現了一批北魏陶俑：它們的形態從未現世，因此引來眾多關注。時值洛陽被盜一北魏時期墓穴，所以該專家認為是北魏時期珍貴的文物，遂上報國家博物館，撥專款、專項搶救性收購古玩市場上的“北魏珍貴陶俑”。

　　當時，中國國家博物館還叫中國歷史博物館，專家雖然從肉眼判斷這批文物是真的，但還是不放心，就使用考古中常用的高科技斷代手段C14進行檢測，發現這批陶俑在年代上與北魏完全吻合。

　　即便如此，為確保萬無一失，館裡又邀請蘇秉琦、王仲殊、安志敏、史樹青……北京幾乎所有頂級考古學家、鑒定專家“過眼”。結果他們一致認可，確為真品。時任館長余偉超操辦收進這批文物。

　　未料，此后類似的“出土文物”竟然源源不斷出現在北京的文物市場，一時形成收藏熱。此時，專家們才覺得不對勁，起了疑心，感覺可能受騙。

　　國家文物局專門為此事成立專案組，調查証明：國家博物館收進的那批文物確實為贗品，是河南洛陽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做的。該系列偽造之成功，連蘇秉琦都看走眼了。

　　“故宮博物院當時也收藏了這批陶俑。”倪方六說，當時媒體還以《著名文物專家建議，文物單位搶救收購國寶級文物---北魏彩陶俑》為題，報道過該事件。

　　漫長的文物造假史

　　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會仿制之前的器物。官制的多為皇室成員把玩之用的工藝品，這種“仿制之風”流傳到民間，便形成了文物造假。最早的造假潮流能追溯到唐宋。

　　唐代主要是青銅器造假，朝廷甚至有官辦仿造工場。如李隆基當皇帝時，在離南京不遠處、今屬鎮江的句容，就設有作坊，專仿夏商周三代青銅器。

　　宋徽宗時代又掀起新一波文物造假之風。這段時期及以后，文物造假以三代青銅器和書畫領域最嚴重。現在不少青銅器都是唐宋時造的假文物，有意思的是，唐宋假文物到今天也成為了寶物。

　　除官仿外，古代民間造假更為泛濫。以三代青銅器來說，宋元時代的江蘇、浙江都有一些出名的造假作坊，如宋代的“台州鑄”，元代的“杭州鑄”、“平江鑄”等。清乾隆年間，江蘇、山東、北京、陝西到處都有造假作坊。

　　揚州和蘇州，一直是江蘇文物造假的大本營。揚州以書畫和玉器為主，蘇州則是書畫、玉器、青銅器無所不能。民國時的青銅器出現了“蘇州貨”、“濰坊貨”、“西安貨”和“北京貨”等來自不同地區的假貨，以上地區都屬於仿造出名的青銅器貨源地。

　　收藏界有個至今傳講的笑話：民國大文物販子之一吳啟周，與盧芹齋開辦了倒賣文物公司“盧吳公司”，卻被自己的外甥葉叔重所騙。吳從上海古董商洪玉琳那裡買到一批商代青銅器，結果得知是葉叔重搞的“蘇州貨”，氣得吐血，從此退出江湖。

　　民國時另一起有名的造假案發生在南京。

　　時為首都的南京，有個張姓古董商極善作偽。1935年，他根據《古泉辭典》，偽造了一批蕭梁時代的五銖錢范，聲稱是在南京光華門外草場湖出土，借此發了筆財。嘗到甜頭后又用唐志殘石，刻上“謂山窯”三字，又刻上“大通紀年”。

　　當時中央大學教授朱希祖是中央古物保管會委員，見此石刻，驚為稀世寶物。張很大方，干脆將石刻獻給古物保管委員會，獲60塊大洋獎勵。報紙上還對此作了正面宣傳。

　　此后，另一委員馬衡看出了破綻。朱希祖遂將張告到法院，結果張姓古董商行賄法院，反而勝訴。勝訴理由有些強詞奪理：你一個考古專家無法鑒定贗品應該自擔責任，且“獎金”也是自願頒發的，古董商未強要。從此朱希祖再不談考古。朱希祖之子朱楔，后以考察六朝陵墓而出名。

　　現今，文物造假又呈一波高峰。造假者技藝更加精湛，造假對象則趨於重大文物。

　　盜墓對文物造假推波助瀾

　　如今在各博物館附設的文物商店裡，都可以購買到仿古文物。這類物品以工藝品的身份在市場上合法流通。制作仿古文物的廠家需取得相關資格，而很多沒取得資格的廠家也在這一行業中伺機謀生。一般來說后者的產品售價要低於正規廠商，生產管理業相對混亂，很多文物造假也是從這一渠道流出。

　　與制假者一樣，盜墓賊也有自身產業鏈，兩條完整的“產業鏈”部分重疊且共同發展。

　　盜墓賊以“伙”為單位作案，探墓盜墓后將贓物送至中間人處，再由中間人向富商、收藏者乃至博物館販賣。“現在的盜墓賊與文人雅士都有一定聯系，他們往往得手后就將物品送到北京。”倪方六說，“除了收藏家和鑒賞家，潘家園背后的大老板們也承擔了中間人的角色。”

　　由於中國文物種類繁多，制假產業鏈也較復雜。以青銅器為例，制假者一般先選擇精致、好銷的器型，確定后請專業人士拍照、制圖。這些專業人員或為制假團伙自己的技師，也常常“外包”給正規文博單位、美術院校的“工藝大師”來完成，這些人也願意接此類可撈一外快的私活。有些古董隻有博物館的人才能見到拍到，所以有時“私活”也必須請他們做。

　　接著便需要制作蠟模。制蠟模對技藝要求很高。“在安陽有個村庄，那裡的一些村婦長期在村裡這樣的作坊裡打工，技藝已相當熟練，都成了制模的能手。”倪方六說。

　　贗品能不能以假亂真，關鍵看做舊工藝，以青銅器來說，做舊有很多種辦法，物理法和化學法以及各種民間土秘法會分步驟使用，以求達到最終完美的效果。

　　玉器的作假更有講究。如蘇州的玉器制作，從選料到設計都十分講究，“蘇工”更是玉器雕刻中頂尖的技法。但以前無論“蘇工”如何美輪美奐，卻始終無法騙過眼尖的收藏家，其關鍵在於玉器雕磨打琢做舊后，卻無法擁有古玉的“水頭”。

　　這裡的“水頭”和緬甸翡翠用來判別等級的“水頭”概念並不完全一樣。以新疆和田玉為代表的中國軟玉是古玉器制作所運用的傳統材料，玉器長期埋在地下后，其透光度和柔潤度會產生一定的變化，形成特殊的光澤。

　　在過去，“蘇玉”最后一道工序並非在蘇州完成，工匠們會將玉器運到安徽蚌埠做最后一道工序，經蚌埠大師之手的“蘇玉”外人很難辨識。“蚌埠人肯定有自己的獨門祖傳秘法，就算蘇州人再精明能干，這道做舊工序也隻能到那完成，蘇州人並沒有偷師成功。”倪方六說。

　　“盜墓賊也會購買贗品，多用於‘埋地雷’。”倪方六說。“埋地雷”是現代河北河南等北方盜墓賊的說法，就是將假貨事先預埋在要“盜”的地方，這是針對喜歡現場“包坑”大老板的作假方式，實質就是忽悠買家，讓其現場看著“生貨”的出土過程。“眼見為實嘛，不明真相的老板往往會上當，盜墓賊有時比文物販子更奸滑。當然，所埋的‘地雷’都是稀罕、貴重的假古董。”

　　有一個故事是：民國時，長沙有個姓蔡的古董商，經常與盜墓賊合作，也善於仿造古董。有一次，盜墓賊將一件他仿制的戰國銅器埋入盜洞內，后來蔡姓古董商約某大學著名文物和考古教授上山看“貨”。該教授親眼看到他們從盜坑內取出一件精美銅器，其紋飾和銅鏽都非常逼真。該教授便花巨款收買。

　　博物館買贗品

　　業界認為，中國博物館的館藏品種有5%~10%為贗品，而倪方六甚至認為這個數字可能被低估，實際上國內博物館的問題藏品不少。

　　“早幾年，徐湖平任南京博物院院長時，曾收藏了一件先秦時期青銅器，后被圈內認為是假貨。”該件青銅器質地年代並不存在疑問，重點在於此盆器的錯金工藝被質疑造假。從市場價值上考慮，有銘文或者錯金工藝的青銅器其價值要高於普通青銅器數倍甚至幾十倍。青銅器上的銘文是論字的，用“一字千金”來說一點也不過分。

　　當下博物館購買藏品的程序本身是比較嚴謹的，都會請業內權威專家鑒定，專家會在鑒定意見書上簽名。具體鑒定時一般不隻請一位專家“看”，但有一種不好的現象，如果權威專家認為是真品，即便其他人有不同意見，甚至提出質疑，博物館也敢收。事實上，一些博物館在收購文物時存在違規操作現象，有時候先收購了，再請專家來補個鑒定意見。

　　倪方六認為，博物院購入贗品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對藏品的需求量很大。每家博物館每年都有一筆專門經費用於收購藏品，費用的多寡按照博物館級別由數百萬至數千萬不等。大博物館經常不夠用，購買重器的時候需要再申請專項資金。但有的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博物館，錢花不完，費盡心思想著如何買東西花掉。

　　因此造成文物市場中一種詭異的局面，本應再三鑒定的文物，或是存疑的文物，都會被博物館當成“搶手貨”---如果你猶豫不買，就可能被別的博物館買走。而文物販子正是利用這一點來騙取國家錢財。

　　其次，雖然有問責制度，但由於博物館購買文物是集體行為，即便買入贗品，從專家到館長其個人都不會為此付出行政責任，至今也沒有聽說哪個館長真因為收了假文物丟職的。當然也不會影響下一年度的購買預算，甚至連當事人的獎金都不會被扣發。

　　就博物館長買贗品丟職位之事，倪方六說起上世紀30年代的一個案例。

　　1933年，美國人普愛侖賄賂北京古董商岳斌，岳找人鑿下一北魏帝后禮佛浮雕，賣給美國人，浮雕后來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堪薩斯市納爾遜博物館陳列。

　　岳斌見浮雕來錢，又仿做了一件兩幅，其中被德國博物館的館長買去了一件。這名德國館長后到美國參觀看到，告訴對方，你這是假的，真的被我們德國收藏了。美國方面說不可能，德國館長回國后再鑒定，証明自己的館藏是復制品，他因買假丟掉了職位。

　　岳斌給德國的東西是請當時京城最有名的仿古專家張蘭會復制的，此人以善修三代青銅器出名，仿石刻也能亂真。1949年以后，張被中國歷史博物館聘為技師，專門負責整文修物，經他手的文物很難看出修繕痕跡。

　　現今社會的浮躁風氣也從另一方面影響了專家的判定能力。“早年間期間藏家如果有一次重大失誤，名聲壞了往往不得不金盆洗手，退出古董江湖。而現在的很多專家，今天錯了，明天繼續錯。如果有人仔細整理專家鑒定的錯誤數據，可能相當驚人。”

　　“如今鑒定圈的不良風氣還在於‘我知道你看錯了，我也不說’，其背后心理是‘日后我出錯時，你也別抓我把柄’。”倪方六說，“國家對鑒寶類電視節目的管制是十分有必要的，因為在現場那種情況下，很難有專家能完成謹慎的鑒定。”

　　“相比大陸的一些鑒定專家，當下台灣地區的專家相對更受歡迎和尊重。”倪方六說。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