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詭異泄密事件：滬報泄露日本侵台軍事機密

劉坤一

李曉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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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江西巡撫劉坤一泄密事件

　　同治九年(1870)“庚申，劉坤一以漏泄密諭，褫職留任”。劉坤一時任江西巡撫，作為封疆大吏，竟然泄露了皇帝的秘密諭旨，問題很嚴重，處理結果是“褫職留任”，此事被白紙黑字地記錄在《清史稿》中。

　　《大清穆宗實錄》也記錄了這起事件：同治九年，“吏部奏，江西巡撫劉坤一漏泄密寄，遵旨嚴議。劉坤一應比照例案，於降一級留任例上從嚴加等。議以革職留任。從之”。

　　上述兩文獻所載劉坤一泄密事件，都是“同治九年”。然而，另一部清朝史料《清史列傳》卷五十九中記載的是同治四年(1865) 五月，劉坤一“擢江西巡撫。旋因泄露寄諭，部議革職留任”。對劉坤一的處分，同樣是“革職留任”，但時間相差了五年。

　　此三史料均非雜史，或許有兩種可能：其一，劉坤一在1865年和1870年各違紀泄密一次，都受到了公開處分﹔其二，以上三史料所記均為同一事件。但可以肯定的是，劉坤一在擔任江西一把手期間，確實因泄密事件被處分過。

　　有意思的是，劉坤一在泄密受到處分后，仕途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官運亨通。1875年，劉坤一署任兩江總督，翌年晉為兩廣總督。1880年起，任兩年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與張之洞一起成為后期洋務運動的主導者，並在晚清諸多歷史事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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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和上海報紙泄露軍事機密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日本政府派兵三千進攻台灣。三月二十三日，日軍在琅喬強行登陸，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反擊。

　　三月二十九日，清廷發出密旨：“日本使臣上年在京換約時並未議及派員前赴台灣生番地方之事，今忽興兵到閩，聲稱借地操兵，心懷叵測……生番地方本系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該處情形如何？必須詳細查看，妥籌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著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應如何調撥兵弁之處？著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調撥……並著李鴻章、李宗羲隨時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辦。”

　　這份密諭顯然屬於國家軍事機密。但不到半月，五月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即將全文刊載。此后，“林華書院新報、上海匯報，一系五月二十三日刊發，一系五月二十八日刊發”。而且還刊發了沈葆楨四月十九日的奏折。對此，清政府大為惱火。

　　上海屬於兩江總督管轄地。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連發兩道諭旨，令兩江總督李宗羲嚴查，並嚴格規定了文件管理辦法：“嗣后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務當益加慎重，不得稍涉疏虞，致干咎戾。並著照該大臣所請，嗣后奉到諭旨及陳奏折片，除抄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應行函寄各處外，其余均不必抄咨，以昭嚴密。”

　　九月二十日，兩江總督匯報朝廷：“檢核上海林華書院新報，載有三月二十九日廷寄一道，及閩省擬購鐵甲輪船等事，據刊系由香港華字日報中鈔來。飭據蘇鬆太道沈秉成查覆，香港華字日報內有台灣消息一條，已載明由福州寄來字樣……此次漏泄並非由於上海，已無疑義。嗣后辦理交涉事宜，自當遵旨格外嚴密，以昭慎重。”

　　兩江總督李宗羲把“皮球”踢到了福州，泄密事件並非起源於上海，兩江衙門沒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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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泄密者竟被聘為駐美使館參贊

　　十一月初二日，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泰等就泄密問題報告中央政府：“伏查閩省洋務，向由督臣主稿，臣鶴年到任后，同洋務密件，皆由信函往來，不經書吏之手。遇有事，與臣煜、臣凱泰面商辦理，非但新聞紙不能道其隻字，即同城司道不經管洋務者，亦未嘗得聞其詳……此外臣等所奉密諭及各處鈔寄密折、密函，皆系內署封存，秘之又秘，並無一字外播者。……及先后接到李宗羲來咨並沈葆楨鈔寄折，始知前項密件、有刊入香港新聞紙者……即派委同知文紹榮前往香港密查所刊前件，畢竟得自何處，傳自何人，以期水落石出。”

　　於是，把偵查目標放在香港，“續查出主筆陳賢，即陳?亭，廣東新會縣屬潮連司人”。但《華字日報》的主筆陳賢“現在台灣府城”。追查到台灣，台灣道夏獻綸匯報：“訪聞陳賢有在道員黎兆棠處之說，當經親往查詢，據該道稱，祗有陳言即陳靄亭，廣東新會縣人，已於八月初二日內渡，聞其已回香港等語。‘賢’、‘言’，‘?’、‘靄’，語音相同，其即系一人無疑。”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記載了一份十二月初五日福州方面官員的奏折，提出處理泄密事件的關鍵性方案：“現既已查有主名，祗須陳言即藹亭究由何處泄漏，一經提訊，不難水落石出。惟自八月初二日到今，已逾數月，難保不回新會原籍。即使仍在香港，按照條約，就近由粵照會英國官解送，似亦易獲案……可否仰懇飭下兩廣督臣張兆棟，密飭設法查拏務獲，解訊嚴辦。”

　　對此，清政府指令：“查明新聞紙刊刻密件之陳言……於八月間由台灣內渡，已回香港……著張兆棟密飭所屬，將陳言即陳藹亭設法查拏解訊，從嚴懲辦。”並將抓捕泄密人陳言的任務交給了兩廣總督。

　　此時已是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早在九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已與日本議定，賠償兵費銀十萬兩，修道、建房等銀四十萬兩，日本從台灣退兵。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病逝，對泄密案的追查就鬆懈下來，漸漸再沒了下文。兩廣總督也沒有抓捕陳言。

　　匪夷所思的是，之后，清朝官員陳蘭彬出使美國、日斯巴尼亞(西班牙)及秘魯，還聘請了陳言作為駐美使館參贊及古巴總領事，泄密案再沒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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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社會對泄密案件的態度

　　晚清的著名報人汪康年在筆記中說：“以己國消息輸於外人，從前未有發之者，近乃糾懲一二。意從前吾國之事，壞於此輩者不知凡幾，真狗彘不若矣。”可見，他對於泄露國家機密與外國人之舉，深惡痛絕。並且，他的筆記中還記載了兩件事：

　　一是“相傳從前有密約適在某樞相手中，樞相性謹密，置靴掖中，不外露。某習於其家，則賂相之孫，乘相睡時竊取捷抄去，得巨金”。二是“又前年梓宮奉移時，某署人均出，惟留二三供事，則有以重賂入，發其機要之櫃鎖，抄取密要文件以去。”最后，他又指出了機要密件泄露“為之者固不勝誅，然藏之者亦尚嫌疏漏”。

　　無論是劉坤一泄密事件的處理，還是陳言的《華字日報》及《上海新報》泄密案，或者是汪康年所列舉的泄密事，都暴露出晚清在國家機密管理上的嚴重問題，而且，政府對於泄密案的處理敷衍潦草，幾乎都不了了之，也屬於晚清怪事。

(來源: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