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生前受慈禧重用 死后被報紙罵“死之遲耳”

　　榮祿死於1903年4月，死前是慈禧倚重的心腹大臣，是太后的“參謀總長”兼左膀右臂。有人說兩人是情人關系，甚至說光緒是他們的私生子（北京晨報2012年3月11日），這似乎有些“小說家言”。但慈禧對榮祿確實眷戀和信任，“眷顧之隆，一時無比。事無巨細，常待一言決焉”（《清史稿·榮祿傳》）。榮祿死后，據說太后比死了丈夫還悲痛，榮祿享受到的哀榮也就可想而知了。“贈太傅，謚文忠，晉一等男爵”。清朝沿襲明制，太傅與太師、太保並列為三公，均正一品。而“文忠”的謚封，清史上僅有索尼、傅恆等幾個地位崇高、功勛卓著的相國才享此殊榮。慈禧死前，又欽點榮祿的外孫溥儀為皇帝，可謂“后恩浩蕩”，恩寵之極。

　　然而，與慈禧和朝廷的哀痛及評價相反，民間對榮祿之死則是一片歡呼，報章評論無不拍手稱快，《中外日報》甚至說：“恨其死之遲耳！”（《歷史檔案》2013年4期冬烘剛文，下同）朝野如此兩極，道理也好理解，榮祿效忠的是慈禧，功在太后，比如發動戊戌政變、斬殺譚嗣同等“六君子”，就為太后再次垂帘聽政鋪平了道路。而這些對於維新派和天下蒼生而言，不但不是功，而且是罪。評價之所以迥異就在於雙方的立場不同。不過，還不僅僅是這些。

　　榮祿死的年代，官民矛盾嚴重對立，“仇官”現象極為普遍。1901年的《集成報》的一篇社論就說：“中國之民皆好民，中國之官皆不好官。”人民如此“仇官”，應該說這是“有緣有故”的。當時的官場太黑暗了，買官賣官蔚然成風，有報章就疾呼：“中國吏治之壞，至今已達極點矣！”著名的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孽海花》就是這個時候問世的。那可不是虛寫，不少人物都有真實姓名。小說中的官吏齷齪不堪，正是當時官場的寫照。而榮祿這個“首席大臣”在這個時候死去，人民喊“大快人心事”也就不奇怪了。而榮祿呢？確實是隻“大老虎”。晚清社會的一大特色是候補官員太多，據說每年存量達兩三萬之多，這些人若老實排隊等待“組織”安排，恐怕隻能永遠候著 “聽鼓”了，心裡急呀！於是，官場請托便風靡士林。就是暗地拉關系、使銀子，最終找到一個大人物出面打招呼，實缺便搞定了。而榮祿這個賣官大老板就應“運”而生了。經學者考証，僅從1901年到死的三年時間裡，榮祿批的請托存札就近四百件。榮祿批這麼多條子可不是夙興夜寐為國操勞，而是權力尋租。條子一批馬上就有人送來銀子，同時還能培植財源和私黨。榮祿的女兒大婚時，那些已補上肥缺的“門生”們紛至沓來，送三千兩、幾百兩不等，銀子流水般地進入了菊兒胡同榮家府第。《官場現形記》裡有個華中堂，在京城開了個古董店，專門經營買賣官缺的生意，據胡適先生考証，這華中堂正是榮中堂。清朝末年，慶親王奕劻被朝野封為賣官鬻爵的“慶記公司”老板，假如榮祿多活十年，這個老板是絕對輪不到他的。榮祿如此貪婪，人民恨他不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眾所周知，在皇權專制社會，人民對官員的烏紗帽是沒有丁點決定權的。這一點做官的似乎很高興，就像榮祿，用不著去討好芸芸眾生，隻要能贏得老佛爺，便能贏得天下，便能使頭上的烏紗帽固若金湯。然而，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榮祿挨罵正是吃了“利”的虧。假如人民能決定他的官帽，十年前就被民眾攆下了台，從此賦閑或干些力所能及的正經事。試想，一個離開權力多年的老人在近古稀之年去世，以中國人民向來的善良和寬容，還會罵他死得太晚嗎？不得民心者、貪贓枉法者早早自動離開權力，或許是自我救贖的好辦法。榮祿既不下台又狠狠地貪，媒體罵他該死隻能是其咎由自取了。

　　最后再說一句，榮祿死時的那個社會並非一無是處，報紙敢在這位“大清國杰出領導人”病逝之時公開罵他“恨其死之遲耳”，而報館竟安然無恙，僅這一條就相當了不起。□劉吉同

(來源:西安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