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從后周手中奪權 禮遇柴氏眷屬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因此黃袍加身，從后周柴氏手中奪取政權，成了新一代皇帝。若循故例，對前朝、政敵，一定會斬草除根，深絕后患。

　　但趙匡胤一反故習，對柴氏眷屬倍加禮遇，臨終，還以“政治遺囑”的形式，史稱《誓碑》，告誡后世嗣君，不能虧待柴氏后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不加農田之賦”。以天警戒：“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碑》“高約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平心而論，與歷代血腥暴戾、橫征暴斂之君相比，趙匡胤此舉，應屬寬厚仁慈之行。其《誓碑》所示內容，多少有些人道的價值意蘊，相對而言，文明一些。畢竟，前朝子嗣也屬於人，應該給予基本的人道待遇。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千百年來，更為知識者所稱道。同樣，“不加農田之賦”也有進步意義。因為在傳統社會，“農田之賦”是加在老百姓身上的最重包袱。

　　問題在於，一些對傳統文化特別眷戀和偏愛的文化人，以此為據，發微求索，甚至不惜牽強附會式的過度詮釋，以為《誓碑》具有憲法政治的精神指向，認為趙匡胤的“祖宗家法”，“實際上就是中國古代的憲法政治，那是在皇帝制度條件下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其價值和意義，與當今的憲法概念沒有區別。”

　　筆者以為，此論實在值得商榷。

　　眾所周知，憲法政治，限權也，限制國家最高權力也。在此意義上豈不意味著，即就是皇帝自律性的限權，比如《誓碑》也應屬於憲法政治范疇。然而，憲法政治，其本質內涵在於“他律”，在於庶民對國家最高權力的制度性制衡，法治性的制衡。具體說，一方面在於，每個國民擁有的權力對國家最高權力的制度性、法治性的制衡﹔另一方面在於，每個國民擁有的權利對國家最高權力的制度性、法治性的制衡，任何人，即就是皇帝，也不能任意剝奪每個國民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起碼的基本的權利。因此，以為《誓碑》具有憲法政治精神指向的觀點，顯然夸大了《誓碑》的意義。且不說，《誓碑》體現的是趙匡胤一家一姓的意志，即就是結果能有助於緩解老百姓的生存壓力，也應該審慎發微，千萬不可過度闡釋其微言大義。

　　當然，更不要說趙匡胤建立起來的專制皇權國家體制了。因為，凡是專制體制，一定是國家最高權力屬於皇帝一人獨掌的體制，是理論上皇帝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體制。因此，即就是理性的皇權運行過程中所自設的各種內部監督制衡機制，都不過是皇權專制體制的利己計較而已，並不會因此而改變這種專制體制本身的非人道無人權、無法治盡人治、不公正無平等的本性，都是與文明背道而馳的。其價值僅在於，與過度殘暴的專制體制相比較，相對溫情一些而已。

　　自然，仁慈的君主總比殘暴的君主好一些，但畢竟都屬於“把人不當人看”的體制之君主。差別僅在於，一個理性些客氣些，還能講一點點道理，另一個則極端自私，蠻橫不講理而已。質言之，一切企圖從《誓碑》等傳統文本出發，企圖為中華未來文明轉型提供精神營養的知識人，其心或許仁慈真誠，其動機也許善良純潔，但其效果實在不敢期許太多，而且，必須時時提防其說被誤讀和利用。中國社會的文明轉型，亟待超越狹隘地域分類型研究慣性的桎梏，皈依人道自由平等的大道精神。

　　如此而言，《誓碑》的當代意義實在有限。“不加農田之賦”觀之，加與不加，不過一個數量因素而言，賦稅制度優劣之根本在於：加與不加的最終權力屬於誰。

　　(作者 姚軒鴿)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