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時代先聲
新華每日電訊:本書的最大亮點和主要特色是什麼?
黃書元:要說本書的亮點,首先一定要將這部著作放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中,理解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我感到,這本書的亮點和特色體現在很多方面:
比如,牢牢把握解放思想這個突破口,樹立改革開放的新觀念。20世紀80年代,我們國家的改革是從解放思想開始突破的,改革開放要邁出實質性步伐,首先必須解放思想,思想解放的程度決定改革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從本書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推進遼沈改革的實踐探索中,長春同志和遼沈廣大干部群眾一起深入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努力沖破傳統觀念的藩籬,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形成新理念新認識。如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長春同志鮮明指出,“在發展商品經濟中我們要從姓‘社’姓‘資’的思維方式中解放出來,代之以生產力標准的思維方式,隻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我國就不會出現資本主義。可見,堅持改革開放,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一致的、缺一不可的。”
比如,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長春同志提出必須大力破除以“大鍋飯”、“鐵飯碗”為基礎的企業經營管理體制的弊病,他說,“要弄清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大鍋飯’的界限,認識到‘大鍋飯’的管理體制本身就是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隻有克服平均主義,才能有效地調動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這些論述,沖破了當時思想禁錮的堅冰,推動遼沈大地興起了改革開放的熱潮。
比如,緊緊抓住改革的關鍵環節,以敢為天下先的創新勇氣,善於破解各種改革的難題。1986年8月沈陽防爆器械廠正式宣告破產,這是我國第一家實施破產的公有制企業,堪稱改革開放歷程中裡程碑式的創舉。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想不通,議論紛紛,認為隻有資本主義社會才有破產,社會主義企業怎麼能破產呢?長春同志苦口婆心做各方面工作,他說:“企業有興有衰,有生有死,方能良性循環。”“破產制度本身不姓‘資’而姓‘商’”。沈陽終於在全國邁出了企業破產第一步。
比如,針對當時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矛盾新問題,像價格雙軌制過程中出現的物價上漲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現象,社會上有著不同的議論,出現了如“老大窮老二富不三不四暴發戶”等說法,對此,長春同志深入基層和干部群眾面對面座談,召開關於物價問題的萬人形勢大會,耐心細致做思想工作,統一認識,保証各項改革措施取得最大共識。
總之,我認為這本書最大特色就是,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我國改革開放艱辛歷程,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中央關於改革開放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是怎樣成為廣大干部群眾的自覺行動,以及地方黨委政府是怎樣把中央的要求和地方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進行創造性探索和實踐的,體現了我們黨在領導改革開放過程中始終堅持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試點——總結經驗——面上推廣,從個別到一般、又從一般到個別,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不斷把改革開放推向新的階段。
當然,書中記錄的一些改革舉措,今天看來可能已不稀奇。比如一家企業破產或修建一條高速公路,但在當時,這些消息都曾引發全國討論。我是經過那個年代的人,感受就很深。記得改革開放之初,有一年春節期間,廣播中說了句“恭喜發財”,現在看多尋常的一句話,那時群眾都大吃一驚,因為“發財”一直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人們的思想還受到舊觀念束縛,“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想而知,當時長春同志推行改革時,阻力有多大。但他想干、敢干、最后干成了,這就給全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案例,像打開大門一樣,大家一擁而進,跟著干了起來。如何把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干部群眾的改革熱情發揚光大,如何在改革步入深水區的新形勢下堅持創新精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遼沈大地改革潮》才是一本融歷史性和現實性於一體的思想精品。
“有兩個人物的信息,長春同志特別要求注明”
新華每日電訊:編輯過程中,長春同志親自參與了哪些工作?
黃書元:遼寧是長春同志的故鄉,他對遼寧有著深厚感情,對本書十分重視,文稿搜集和照片選用等很多工作都是親自指導,他強調要尊重歷史,原汁原味,並對每篇文章逐字逐句地進行審閱,對選用的一些重點老舊照片,還參與了修復。今年7月,他親赴沈陽主持了一個座談會,把當年一起工作過的老同事、老朋友請到一起,聽他們對書稿的修改意見,在他們的提議下增補了很多寶貴資料。
本書現在的框架和面貌,也是出版社與長春同志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后的成果。書末增補了媒體報道和20世紀80年代遼寧改革開放大事選編作為附錄,這是長春同志根據沈陽座談會上老同志的意見加進來的,與其本人文稿互相補充,幫助讀者了解當時很多重大事件的歷史背景和重要脈絡。
新華每日電訊:編輯中有何難點?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黃書元:難點主要是文稿背景的把握、照片的搜集及信息核准。我們現在的編輯大部分是“80后”,沒經歷過那個時代,有些東西就有隔膜。我們請遼寧方面提供了大量可供參考的資料。
長春同志也非常注重編輯人員對書稿歷史背景和內容的理解,親自講解一些重大歷史背景,主動提出讓他們到遼寧的一些地區走一走、看一看,實地考察它們的歷史和現在。這樣,就使編輯人員對遼寧的人文地理、改革發展歷程有了更直觀的感受。
編輯中,有一個細節讓我特別感動。書中彩插選用了很多長春同志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活動照片,根據慣例,需要注明的多是領導同志。但有兩個人物的信息,是長春同志特別要求注明的。一位是參與沈陽軍民共建的南運河帶狀公園工程、時任沈陽市城建局局長的徐復泉,他對帶狀公園建設作出過突出貢獻,但人已經去世了﹔另一個是時任遼寧省交通廳副廳長的孫煒士,因沈大高速公路建設積勞成疾,早早離開了人世。從中能看出長春同志對為地方作出歷史功績的同志的深厚感情,反映出他對基層干部的重視和發自內心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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