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參加某著名歷史人物題材的劇本研討會,研討會現場有國內資深編劇、知名電影報刊和雜志主編、知名高校電影電視系教授等電影界的專家學者,另外,還邀請到了一名相關歷史專家“列席會議”。
研討會按照議程逐步推進,每位電影界的專家學者都在安排好的10分鐘內完成了規定動作:對影片的劇情沖突、人物設定、特效制作等提出了意見建議。然而,當主持人將時間交給那位歷史學教授時,研討會的氣氛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教授開場的一句“我覺得這個劇本還很粗糙,對相關歷史事實的把握顛三倒四”,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傻了眼。“他不懂‘劇情需要’吧?”身邊的人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接下來,這位“死較真”的歷史教授引述了大量歷史記錄,甚至還有專門查閱的史料檔案,歷數了劇本的史實錯訛和常識錯誤。這一過程,花費了大約20分鐘,卻沒有一個人打斷他,看得出來,大家都很尷尬。
究竟是“劇情需要”更重要,還是敬畏歷史更可取?
眼前的一幕,不禁讓筆者想到了近年來拍攝的大量古裝歷史劇和抗戰劇,其中一部分為追求眼球效應、劇情沖突而歪曲甚至捏造史實,傳達出了一種畸形的“歷史”,塑造了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史觀。尤其是那些“抗日神劇”,幾乎主導了觀眾的思考方式:說起鬼子就是“喲西喲西、八格牙路”,說起抗日英雄就是千裡眼順風耳、百步穿楊百發百中……在不少觀眾大呼過癮、片方賺得盆滿缽滿之時,有人不禁調侃:鬼子不是敗給了抗日英雄,而是敗給了中國的影視劇市場。“嬉笑之怒,甚於裂?”,玩笑之中的無奈和痛楚,讓人甚感悲愴。
然而,當批評的矛頭指向這些歷史神劇時,有人卻說,影視劇開頭赫然標注著“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說好的“純屬虛構”,信以為真就是觀眾自己的不是了。這樣的邏輯是荒謬的。作為面向全體公眾播映的歷史題材影視劇,有責任和義務尊重歷史、規范內容、以正視聽。否則,拋棄文化擔當和引領示范職責,肆意演繹加工,必然會對社會公眾尤其是未成年人產生誤導,更會破壞文化生態,甚至危及文化的未來。
這絕非危言聳聽。費孝通曾提出“文化自覺”,他說:“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試想,若不斷給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傳遞和強化錯誤信息,讓他對過去的記憶和認識是混亂的,那他現在對事物的認知必是“自覺性”錯訛的,那麼,缺乏“自知之明”的他以怎樣的姿態邁向未來,其情其狀,不言而喻。所以,一旦任由類似“橫店史觀”橫行無阻、混淆視聽,必然影響到我們文化的健康發展。
說回到那次劇本研討會。20分鐘的“死較真”后,歷史學教授摘下老花鏡,揉了揉雙眼,溫情地說:“懇請大家對歷史負責、對后人負責”。他的臉上,充滿期待。
《 人民日報 》( 2014年12月31日 2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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