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紐約蘇富比舉辦的攝影作品專場拍賣會上,21325063美元的成交總額打破了攝影作品專場成交額的紀錄。作為藝術收藏的小品類,攝影藝術近年來在市場上的表現堪稱不俗。而從國內攝影作品收藏市場看,清末民初的老照片無疑是主流類型之一。有學者表示,這些清末民初的舊影像作品給后世留下了直觀、真實、鮮活的歷史場景,對於歷史研究而言,照片作為誕生於近代的新史料,直觀真實,但與收藏市場的“追捧”相比,目前國內對於舊影像資料的系統搜集、整理及研究卻仍很不夠,亟須加強。
娛樂消遣 高官百姓的共同愛好
照相技術1839年在法國問世,5年后,法國傳教士南格祿將之帶入上海,並由此在中國傳播開來。根據史料顯示,近代中國最早的照相館,由上海隆泰洋行1852年開設。可惜,由於天主教會的歷史資料被毀,加之銀版照相的技術特點等因素,南格祿的照片未見傳世,最早出現的照片因而無從考証。
出於對新興事物的懷疑,照相最初傳入也曾遭遇阻隔,不過到了19世紀70年代,這一技術逐漸普及開來,成為清末民初一種大眾化的娛樂和時尚。“鬼工拍照妙如神,玉貌傳來竟逼真。技巧不須憑彩筆,霎時現出鏡中人。”這是文人墨客以攝影為題材所作的短詩,發表在當時的《申報》上。照相的寫實使得“影像鋪”的畫師受到巨大壓力,其中不少開始轉行,成為早期的照相師。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葛濤介紹:“照相傳入以后,娛樂是當時人們的主要需求。清末時期上至最高統治者,下到普通百姓,以拍照自娛者大有人在。慈禧太后晚年在她的宮禁園林中曾經化妝照相,扮成觀音,李蓮英扮成了善財童子﹔袁世凱在彰德府邸中,扮作釣翁拍照取樂,這張照片還曾發表在上海出版的《東方雜志》上。至於普通百姓,更是千姿百態,不一而足。”
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在介紹當時的照相價格時,以“張園主人張叔和將光華樓照相館引進園內,為游客們提供服務”為例: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以當時的物價水平而言,“六角錢就可以在園內的酒樓叫上一斤黃酒、一盤獅子頭、再來一碗湯面,一個人篤定混一頓醉飽了。因此,彼時的照相花銷不菲”。
有研究學者說,戲劇名演員是當時上海社會的明星,也是引領時尚的風向標,各類名伶愛拍戲裝照、便裝照,這些“明星寫真”成為票友珍藏的對象﹔他們在照片中的穿著打扮,一招一式,往往會成為社會時尚的發端。
實用便捷 促進清末民初社會管理“轉型”
葛濤說:“清末民初涵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上海,實用化和市場化,使得照相業深深地融入了社會生活之中。比如,在上海的社會管理領域內,巡捕房開始給犯人拍照存檔。”
在1886年1月11日的《申報》上,有這樣一則新聞“昨晨,虹口捕房富捕頭派捕,將滿期應釋之犯3名押赴老巡捕房,各照一相存案,聞一犯系偷竊小車者,余皆因爭毆判押雲。”專家指出:“給犯人拍照備案能夠被《申報》冠以標題、作為社會新聞加以報道,可見這在當時尚屬罕見。”與中國傳統的畫影圖形相比,用照片來對號入座,驗明人物的身份,准確程度和辦案效率都會大為提高,巡捕房利用它來為自己服務,也是大勢所趨。
照片除了用於偵破案件之外,還被當時的政府用來緝拿政治犯。1898年9月23日,上海道台向英國駐滬代理領事發去一封信函,要求協助捉拿已被清朝政府通緝的康有為,隨信還特地附上一張康有為的照片。英國領事憑借照片,很順利地找到了康有為,只是並未緝拿,反而幫助他逃往香港。
在慈善事業中,照相同樣發揮了不小的作用。1893年,福州一位名為盧善孫的善士在福建買下了一名大約6歲的男孩。因男孩的江浙口音,盧善孫特意替孩子拍攝了大小二十余張照片,寄給了上海仁濟善堂的施少卿,請他分別懸挂、招人識認,最終促成男孩與家人團聚。在梳理大量資料后,葛濤認為,這是照相開始為社會服務,走上了“正用”的標志。
此外,從清末開始,照片也開始運用在人事管理方面。宣統年間,學部作出規定,凡參加各類考試的考生必須在考前拍照,否則不准參加考試。外務部在錄用人員時也要求持照片前往面試。有學者認為,這些舉措極大地推進了照相的實用化,使得照片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上海的照相業也因之而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搜集研究 業界學者呼吁應當加強
清末民初的舊影像,在史料研究方面有著重要價值,國內對此的研究起步於2000年,目前尚處初級階段。
業內專家表示,涵蓋中國社會這一時間段的照片,大多收藏於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的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也不乏私人藏家收藏。葛濤不無遺憾地表示,盡管國內一些圖書館也略有收藏,但是目前仍呈零散狀態,未能形成體系。
影像收藏的短板,並非體現在清末民初老照片這一個方面。中國美術館收藏部趙輝在接受採訪時透露,中國美術館自1984年至2014年這30年間的館藏攝影作品共計785件,佔館藏作品總量的3.8%。而相比之下,英國皇家學會的收藏就顯得非常驚人。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秘書長介紹說:“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的影像收藏始於1853年成立之初,1890年開始進行系統性收藏,1924年起接受社會捐贈,如今影像收藏數量已達25萬幅,大部分作品來自社會捐贈。”
一些專家提出,國內一些城市已經著手制定建立影像博物館的具體方案,但如何找到一種創新的思路來搜集、保護、研究珍貴的影像資料值得我們好好思考。■本報記者 徐維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