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津五津鎮：國民政府在大陸最后的“陪都”

　　彭紹鑫和他作過“總統府”的老房子。

　　金馬河和新津機場之間，有個一條獨街的小場鎮，名叫五津鎮，川藏公路穿鎮而過，路邊有一棵標志性的大古榕。此地在隋唐時曾經做過79年的新津縣城，本地人一直稱它為舊縣。鎮東就是岷江的五水匯流處，渡口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古渡皂裡津，這個皂裡津就是初唐王勃詩“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的五津所在地。不料，此地在1949年底，卻一度做了國民政府在大陸最后的“陪都”。

　　“總統府”招牌竟貼在民房

　　舊縣渡口，雖是通往川南和西藏的交通要道，但在抗戰以前，這裡只是在那棵古榕樹的兩邊和附近有幾戶人家，並未形成場鎮。1939年和1944年兩次大規模擴建機場，許多原來住在機場擴建范圍內的農家，按政府的要求自己拆遷，把新家修到了場鎮上的街面兩邊，才逐漸形成了緊靠機場東南一角、長達一裡多的街道，至2009年七八月時仍舊貌依舊。當時，舊縣有300多戶人家，1000多人口。

　　1949年年底，五津鎮出現了空前絕后的“繁華”，國民黨軍一路潰退，從南京退到廣州、重慶，再從重慶退到成都、新津，最后退到岷江邊的這個小場鎮，堂堂“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國防部”等等顯赫招牌，竟然挂在這個彈丸之地的一家家的民房門口。

　　彭紹鑫老人的家原來在今飛行學院大門左側的機場邊，他家就曾作過“總統府”，好些其他街坊的家也作過國民政府中央一級的衙門。能否被當作暫時的中央衙門，並非是特意選擇的，而是隨機的結果，類似於瞎貓碰到了死老鼠。因為那時鎮上的民房早就駐滿了胡宗南的部隊，人滿為患，即便是中央一級的衙門也號不到自己滿意的房子。

　　比如彭紹鑫家的大門口就曾貼過“總統府”的招牌，那是在白紙上寫的墨筆字。一家家的民房門口就貼著這樣的用白紙書寫的“吊牌”，這些貼得並不牢固的紙頁在蕭索的寒風中瑟瑟發抖，那景象簡直和一幅幅的挽聯差不多。但那些人在民房門口貼“挽聯”並不是自己肇自己的皮，而是為了方便聯系，盡衙門最后的職責。

　　鎮上空房被欲逃官員住滿

　　彭紹鑫的家臨街是兩間瓦房，瓦房邊上是有大門進出的過道，院子裡有個地壩，正房卻是一通草房。1949年12月的一天，“總統府”的一位身著美式軍服的官員，帶著老婆、一個七八歲的女兒和大包小包的行李，住進了彭家。

　　彭家本來就駐扎了20多個胡宗南的兵，官員一家3口頭天晚上隻好將就棲身屋檐下。官員見25歲的小彭為人忠厚，就動員彭把彭夫婦住的堂屋讓給他住，並許諾每天付一個大洋的租金。小彭以成全落難之人的善心，勸導妻子騰了房

　　官員的現大洋用光了，又當著彭打開一個手提包，解開黑綢包布，露出許多金條來，他拿出一根，叫小彭幫他去換大洋。當時，五津鎮有家館子的老板在做換金條的生意，本來一根金條可以換12塊大洋，他卻隻給10塊，弄得小彭很為難，但那官員相信了他。

　　當時，許許多多想去台灣的人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張飛機票，必須在新津機場登機飛往台灣，這些人住滿了鎮上所有的空房。大冷天，許多候機者隻好冒著寒風在街頭的屋檐下露宿，花1個大洋租上1塊窄窄的鋪板，放在地上當床，要想睡舒服一點就得多花大洋，即便夫妻雙雙也都隻能這樣將就睡階沿了。登機時，把守的憲兵拎一拎超重的行李，鐵著臉問：上人還是上包？人是登機走了，有多少行李卻被迫拋棄了。官員在彭家住了5夜，知道上飛機要嚴格限制行李，臨走時，就把一口皮箱送給了彭老。皮箱裡面有兩件一厚一薄的嶄新黃呢軍大衣，一件檸檬黃的女式開襟毛衣，一件紫紅的華麗旗袍。

　　張大千差點被撂在五津鎮

　　當年，即便是享譽世界的大畫家張大千，在新津機場也差點沒登成機。那是1949年12月9日，有一架直飛台灣的運輸機即將起飛，這是當局撤離大陸的最后一批飛機之一，飛機上有5個重要人物——行政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政務委員陳立夫、秘書長賈景德和教育部長杭立武。他們帶著全部家當，閻錫山還帶著兩大箱黃金。飛機起飛時，突然有一輛小轎車風朝飛機沖過來，從車上跳下了張大千，他帶著78幅敦煌壁畫的臨摹本，請求登機同時撤離。但嚴重超載的飛機無論如何裝不下一個人和那些畫了。

　　身為負責把頂級國寶運往台灣的特使，一年多來殫精竭慮，已經成功運送了數千箱絕世文物的杭立武，自然深知張大千本人和那些敦煌摹本的價值，無奈之下，他隻好將自己的3件行李撤下，其中一個箱子裡還裝著他一生積蓄的20多兩黃金。但杭立武給張大千提了一個條件，你必須答應把這78幅畫捐給故宮博物院。張大千爽快答應了。口說無憑，張大千還掏出自己身上的一張名片，寫下了自己的承諾。后來，那62幅敦煌壁畫摹本在借到印度、巴西等國展覽之后的1965年，張大千果真兌現承諾，將其悉數捐給了台北故宮博物院。

　　周明生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