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月前，63歲的電影制片人方勵為《百鳥朝鳳》的一跪，“跪”出了8690萬元人民幣票房，這似乎讓不少業內人士看到了中國小眾電影的潛力。然而，這樣略帶“悲壯式”的孤例，依舊無法讓小眾電影獲得市場青睞。
“院線出於影片不具備太多賣相而沒有排片，我們也沒有錢去支付發行公司的宣發費。嘗試了很多方法后，我們選擇通過眾籌的方式進行‘點對點’放映。它更像是一場詩歌聚會，而不再是一次純粹的觀影。”紀錄片《我的詩篇》導演之一秦曉宇說。
《我的詩篇》第599場眾籌觀影4日在山西太原結束，影片以朴實的鏡頭語言和深刻的人文關懷，贏得了現場80余名觀眾好評。影片紀錄了流水線工人、叉車工、爆破工、制衣廠女工、少數民族工人和礦工的朴素生活，並以詩歌的形式講述當代中國的底層故事。
深圳制衣廠女工鄔霞是影片的受訪者之一，畫面中她站在潮濕的工作間，仔細熨燙著一件吊帶裙。“多麼可愛的腰身/可以安放一隻白淨的手/林蔭道上/輕撫一種安靜的愛情”。打工之余，鄔霞寫下300多首詩歌，這首《吊帶裙》最為人熟知。
電影在全球首映后，隨即摘得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並入圍台灣電影金馬獎，進入全球最大紀錄片節荷蘭IDFA的主競賽單元，拿下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年度最佳紀錄片”與“最佳音效”兩項大獎，在國內外取得不俗影響。
然而，這部從詩歌角度深入表現中國3.1億工人命運的紀錄片，自打一“出生”就烙上了小眾的符號。在快餐式消費的當下，電影院的受眾大多奔著明星、大片而來，而《百鳥朝鳳》的“奇跡”也注定無法復制。
2016年5月12日晚，電影《百鳥朝鳳》制片人方勵在社交網絡直播宣發歷程，並向院線經理下跪，請求排片。這一跪，竟然打敗了《美國隊長》，上座率一路飆升，奇跡般地拿下8000多萬元票房。由此，也引發民眾對文藝片前路的思考。
兩個月前，作為一部極具個人風格化的文藝片《路邊野餐》在中國公映，那段為人稱道的42分鐘長鏡頭，一時間，成為影片在社交網絡的最大賣點。憑借眾多明星的推薦和高口碑，隻上映10天的《路邊野餐》最終獲得629萬元的票房，可謂一匹“文藝黑馬”。
導演畢贛對於小眾電影市場慘淡的現狀曾表示，市場不是幼稚，而是一直在呼喚優質好看的電影。文藝片這個類型的觀眾，也並非沒有。這些觀眾有鑒賞力和消費力，是一個龐大的觀影群體，他們只是在等待，更能吸引他們共鳴的影片的到來。
相較於此前個例的成功，排片率不足1%、甚至無法進入院線才是諸如《我的詩篇》此類小眾電影的命運。600場的眾籌已換來數十萬元的票房收入，更難能可貴的是，觀影民眾自發在社交網絡為《我的詩篇》叫好，試圖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形成星火燎原之勢，引發新一輪的眾籌或院線方面的注意。
2016年3月，中國導演賈樟柯在故鄉汾陽宣布成立賈樟柯藝術中心，作為組成部分之一的種子影院除放映院線電影外，還將不定期舉辦藝術電影點映活動。在未來，賈樟柯寄望種子影院成為一粒能夠從村庄裡破土而出、生根發芽的文化種子，在中國各地都可以看到誠意十足的小眾電影。
(記者 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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