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震云谈《一九四二》：灾难，我们拒绝遗忘【3】

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

记者：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没有特别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灾难中死去的300万人像是一个群体性的主角。但在电影《一九四二》里，以老东家为代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在灾难中将中国人面对生亡的状态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整个作品的结构变化是非常大的。

刘震云：从这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创作完成到电影《一九四二》拍摄完成花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小刚一直没有放弃拍摄这部电影的念头，一定是因为小说里有什么东西特别触动他。而之所以过去很多年我没答应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也是因为这部小说没有电影必须的人物、情节和戏剧冲突，它的确是一部不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小说。

后来我跟小刚深谈过一次，他说他喜欢这部小说里巨大的悲伤里蕴含的幽默，这是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也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东西，因此我答应了改编的要求。电影跟小说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电影里一定要有具体的人物，而电影里的人要么靠编出来，要么靠“走”出来。

为了改编电影，我们走了很多路，去寻找1942年逃荒路上的人。我们走了灾民的路，走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路，也走了日本军队的路，果然，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就在这些路上出现了。但实际上，最后电影里呈现这个故事也是不符合戏剧冲突的，灾民、国民政府、日本军队等几股势力之间是相互不见面的，但小刚和我都觉得，他们不见面是对的，不见面正是这部电影的意味。

记者：从小说到电影，在这些具体人物的塑造中，您最在意的是什么？

刘震云：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将1942年从历史中打捞出来，再放在亲历者面前，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在美国或者欧洲，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死了？”但是河南人没有，他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得坦然，这是他们人生最后也最大的幽默。

为什么坦然？因为生活里严峻的事实在太多了，人的心就变成了一块铁，这块铁如果就这么硬着，磕在石头上就破碎了，但坦然和幽默把这块铁化成了水，它变得柔软了，也就不会破碎了。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老张要饿死了，饿死的时候他没有想起日本人，没有想起蒋委员长，没想起美国人、英国人以及苏联人，他想起了老李，因为老李是他的好朋友，但老李三天前已经饿死了。老张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这个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

一个人在即将死亡时想起的那个人，一定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人。对于灾难里的河南人来说，什么战争、国家、元首都不是重要的，只有他身边的人是重要的；而对于蒋介石府来说，饥馑中的河南老百姓却是最不重要的，但他最后却因为这些不重要的事去了台湾。这是大和小之间的辨证关系，不管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对待一个事件的态度是最重要的。而对于死亡这件事，中国人的态度是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