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震云谈《一九四二》：灾难，我们拒绝遗忘【4】

善良是中华民族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

记者：在小说里，您肯定了揭竿而起的精神是民族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在电影《一九四二》里，您用更多的细节赋予这个故事人性的温暖。从小说到电影的这种变化，是否说明了您在创作中的一种态度，或者说对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的悲悯之心？

刘震云：不管是花枝把自己卖出去后把相对囫囵的裤子脱下来换给栓柱，还是原本怯懦愚钝的栓柱为了孩子的小风车丧命于日寇刀下，这种闪耀着人性温暖的故事并不完全进我们杜撰的。事实上，在重走逃荒的路上，我们发现类似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跟小刚一直觉得要特别注意表达上的节制。所谓节制，就是在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做到不煽情，不要有过多的台词和表演。我一直强调写作中创作者是不需要态度的，创作者的态度就是灾民的态度。创作者绝不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在面对《一九四二》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创作者的任何一种态度都是站在70年后优越的生活里揭灾民的伤疤，这是非常残忍的。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就说过，真正好的创作者，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极端的环境里，人内心最本真的东西往往最容易流露出来。这种最本真的东西，有时候是人的道德底线，有时候甚至是支撑一个人、一个民族存活下去的精神支点。在1942年的极端环境里，您认为支撑河南人甚至中华民族生存下去的支点究竟是什么？

刘震云：《一九四二》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灾民、日军、国民政府、美国人……几种势力挤压在一起，他们之间互不见面，但灾难使所有人既有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一起做出了一锅“杂拌粥”。

对1942年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什么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残酷的生存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电影的最后，老东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他带着家人上路，与穷人逃荒不一样，原本只是为了躲灾，为了让家人能够活下去，从未想到个人性命与家国天下会结合在一起，但日军的轰炸迫使他成为真的灾民。当他逃到潼关的时候发现亲人都没了，世上的人全都是陌生人，他发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为什么我要逃这个荒？”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样失去亲人的小女孩，他们瞬间互相成为亲人，如果不是在1942年那个极端的环境里，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变异的状态。但也正像你所说的，正是在这个变异的状态里，人心里的精神支点得到了最大的彰显，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那份亲情，那抹人与人之间善良的光芒。

记者：过了这么多年，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终于成为电影《一九四二》被搬上银幕，您对这部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满意吗？

刘震云：影片大规模公映之前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些小规模的观影活动，请了一些影评人和朋友来看。我发现，大家在看完这部电影后都变得善良了，我想这一定是因为《一九四二》触及到了人性本质的一些东西。大家看完电影后没有像看其他电影一样嬉笑着走出电影院，每个人都是沉默地离开。我想这部电影确实引发了大家关于这个民族和人性的一些思考，这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