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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美”或“暧昧”的日本
在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是恰成对照的两个存在。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身穿带着家徽的和服，在瑞典发表了演讲《我在美的日本》。而26年后的1994年，身着燕尾服的大江健三郎在同一个地方用英语演讲了《我在暧昧的日本》。
川端康成获奖的年代，是冷战背景下的1968年，东西方处于对立状态。第三世界的潮流是民族解放，而当时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则深深不满于现状。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日本性”似乎扮演了一个完全他者的“东方文明”，具有十分的异国情调。诺贝尔的颁奖辞称：“川端康成先生显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同时也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显然加以维护和继承。”“我们对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及其本质，几乎一无所知，似乎无法领略川端作品的奥蕴。然而，读了他的作品，又似乎觉得，他在气质上同西欧现代作家有某些相似之处。说到这一点，我们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便是屠格涅夫。”西方读者需通过屠格涅夫作品中感伤的氛围来领略川端康成的精神特质，然而，在《我在美的日本》中，川端康成丝毫没有提到一个西方作家，并在结尾以典型日本式的委婉语气进行了反驳：“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
去年，日本NHK电视新闻在报道诺贝尔文学奖预测的同时爆料称，川端康成获奖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的积极参与。当时的日本驻瑞典大使松井明向日本政府发电报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已经有了一个倾向，即打开视野，把眼光投放到西方之外，但同时也苦于没有更多的西文翻译，所以几乎无从下手。因此，日本应全力以赴推进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扩散。”松井向西方推介了川端康成作品的英文翻译，同时还有之前的谷崎润一郎和安部公房。对此，千野政拓教授表示，他也是通过NHK的报道才第一次听说此事，无法判断是否真实，若属实，则与其说是政府的参与，不如说是瑞典学院先有了意向，再由大使个人来牵线推动。其实，这种猜测恰说明了亚洲国家对诺贝尔文学奖某种亟待认可的焦虑。
无论如何，川端康成的获奖令日本第一次跻身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国家的行列。正如颁奖辞中所言，这一决定从根本上来讲，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具有道德伦理价值的文化思想；其二，川端先生在架构东方与西方之间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二十多年后，世界从冷战进入了全球化格局，大江健三郎的获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瑞典学院态度的变化：不再强调绝对的“民族性”，从“东方主义”的视角中脱离开。千野政拓教授告诉记者，大江健三郎获奖的时候，日本文学的翻译作品和海外的读者都已增加，而诺贝尔文学奖对西方以外文学的关注也已普遍化。在他之前有墨西哥诗人帕斯、南非女作家戈蒂默尔、加勒比诗人瓦尔科特和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这些作家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同时立足于本国文学，又不局限于本国的文化传统，而往往将自身的文化传统放到当今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中来考量。
大江健三郎的获奖演讲《我在暧昧的日本》无疑带有对川端康成演讲的讽刺，但他也并非“抛弃了传统的殖民地心态”。大江健三郎在演讲词中说：“我所谓的日本的‘暧昧’是贯穿了整个现代时期的慢性疾病。日本的经济繁荣也没有能摆脱这种疾病，而伴随着的是在世界经济结构的光照下出现的各种潜在危险。”作为亚洲“优等生”的日本，在模仿西欧的同时却并未被接纳，而在亚洲本土，则由于侵略者的角色愈发孤立。政治与经济上如此，文化上亦然。作为战后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大江健三郎无法再完全认同川端康成的“美”之日本，他的作品所关注的反战、反核等话题是与西方共享的，他所书写的是带有传统与现代双重性、充满了反思的日本。
诺贝尔颁奖辞便称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对“东方性”的观照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家既植根于本土，同时表现普遍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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