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发表100周年 用细读方法进行考评阐释

　　□李德南

　　柳冬妩　本名刘定富，1973年出生于安徽霍邱。现任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已出版文学评论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和诗集《梦中的鸟巢》等三部。

　　2015年是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发表100周年。虽然明年才是真正的庆典时刻，但是今年已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作家阎连科获得了2014的卡夫卡文学奖。他的获奖演说深入人心，一度成为读者热议的话题；再有就是批评家柳冬妩最近出版了《解密<变形记>》这一研究著作，试图从个人的学术视野出发来对《变形记》的多重意蕴进行重构与阐释。

　　用细读方法进行考评、阐释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第一章，对《变形记》的多个汉译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汉语学界受西方学说影响极深，不少学者都依仗西方理论才得以发声，形成自己的运思方式。悖谬的是，我们重视西学，认为外来的和尚更会念经，翻译向来又不受重视。翻译作品在学科体制内无足轻重，从来就不是学者学术工作的衡量指标，众多译者为译事所付出的劳动和收益也难成正比。柳冬妩则逆潮流而行，首先从翻译问题入手，对诸多汉语译本进行细致的比较，并针对格里高尔是否服过兵役、神秘数字“三”是否可译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和论断。经典之为经典，意味着它会被不断地重读，而能够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又如此有限。这种“正本清源”的爬梳工作，无疑是有效避免误读的前提。《解密<变形记>》还收录了经由柳冬妩仔细校勘的“已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定译”的李文俊先生的译本，仅此一点，更使它的意义不容小觑。

　　经典之为经典，除了被用来不断重读，还在于可以不断地进行阐释。柳冬妩并非是翻译家而是批评家，针对作品提出个人见解才是他工作的重心。作为批评家的柳冬妩受新批评、解释学与接受美学的影响较深，这几种理论的滋养，使得他在从事文学批评时非常重视细读，而且是多角度的细读。在对《变形记》进行阐释时，他尝试运用不同的批评方式和理论系统来照见其丰富意蕴，“运用形式主义理论，分析小说的叙事策略；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式，分析小说的社会历史语境；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式，指出小说用以建构意义的符码；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解剖小说对神话原型主题的再现、变形和想象；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分析那些‘伟大的读者’在《变形记》的经典构成中起到的应有作用。对这部小说的解读，还涉及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医学、文学与心理学等理论领域。”这些理论资源的征用，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多元的阐释视野；在行文布局时，柳冬妩亦重视从感觉、身体、时间、空间等微观视角入手，让宏观的理论阐释与微观的文本细读互相结合，让《变形记》的多重意蕴得以显现。

　　梳理谱系找到与社会现实的关联

　　在针对《变形记》展开阐释时，柳冬妩非常重视文学史谱系的梳理，试图在视野上打通古今与中西。比如在“动物的象征体系”这一章里面，柳冬妩从大甲虫的先驱者与中国后裔等角度入手建构甲虫形象的文学谱系，甲虫的形象因此而获得了文学史的纵深。“写作作为祈祷的形式”、“黑暗与光的原型分析”、“眺望命运的肺”与“手的暗语”这几章，都重视分析《变形记》与打工文学的关联。在刚刚阅读“写作作为祈祷的形式”一章中“当代打工文学中的神秘书写”时，我觉得这种比较略显表面，因而对柳冬妩所选取的阐释角度不无担忧。好在后面几章的相关章节里，柳冬妩敏锐地发现并把握住了《变形记》与“打工文学”的深层联系。尤其是在“眺望命运的肺”这一章中，他先后以梁鸿的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郑小琼的诗、王十月的小说《寻根团》等为例，谈到当代打工文学的尘肺书写这一问题。柳冬妩认为，“在中国当代‘打工文学’里，职业病患者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谱系。仔细看看的话，这一切与资本的流动品格有关，与资本更多地把市场风险留给劳动者的诡计有关，尤其权力已完全站在资本这一边。它们稳固的结合把风险与难题全部留给了无力承受也只能承受的打工者的身体……‘身体’是个人存在的本体论，是生命安居的栖息地，是灵魂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反身体的‘思想’、‘理性’、‘体制’都是反人性的。身体与社会政治之间充满着一般不易察觉的张力。正是这个张力的存在，‘打工文学’有力地表达了身体与历史、身体与权力、身体和社会的‘变形记’。”这些分析和论断，不局限于文学文本分析的单一范畴，而是找到了与社会现实的关联。

　　卡夫卡生前就对中国产生兴趣，写过《中国长城修建时》等作品，不过他未必想到，今日中国的“变形记”远远比他所想象的还要离奇、多样。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有思想活力的作家和学者共同参与来阐释、重构这一现实无疑十分必要。说到底，着力于对《变形记》进行“解密”，也是更好地“解密”中国故事或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