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金冲及谈新书：“文革”前十年最难写

　　特派记者刘功虎 北京报道

　　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作者：金冲及

　　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9月

　　1991年8月，经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出版。这部书篇幅不大，记述了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91年这70年历史，是党内外公认的高水平书写。胡乔木、胡绳是主要组织者和写作指导者。

　　时隔23年后，汉唐阳光公司策划出版《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集中呈现胡乔木、胡绳及当时部分中央领导在《七十年》写作期间的谈话内容。这些内容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记录的，他当年参与了《七十年》的写作。这些谈话此前几乎从未公开发表。

　　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党史观点是怎样讨论成形的？为什么最终那么说、那么写？本报记者近日赶赴金冲及位于北京毛家湾的办公地点，面对面采访了这位84岁的老人。

　　这部党史要冷静提出见解

　　1980年代以前，党史著作往往只写到1949年，少数写到1956年。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小组成立于1985年3月，杨尚昆任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任副组长，后来又增加了邓力群、胡绳两个副组长。

　　198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出现复杂局面，党史编写任务变得迫切起来：“要使人们更多了解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样一个党，这个党70年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金冲及透露，1990年3月，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会议开过后，胡乔木要中央党史研究室尽快拿出大纲。胡乔木说，这部党史不能抄老本子，不能灌输人，要冷静提出见解，用一个想法将全书统领起来。8月，他又找金冲及等人谈。大纲拟出后，很快就由沙健孙、金冲及等人分头撰写初稿。初稿由执笔者自由裁量，两个多月就拿了出来。

　　9月间，胡乔木的前列腺癌确诊，后由胡绳接手主编。胡绳第一个会上说自己“感到力不从心”，但接了手就全力以赴。这期间，龚育之也加入进来，他参与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出来后，人马集中住到玉泉山改稿，却不料改稿花掉了更长时间。此后近7个月里，胡绳最初每星期到山上来开一两次会，后来索性带着秘书在山上住下来。

　　无论在家还是山上，胡绳反复阅读各章的初稿和改稿，随时修改，并举行了10多次讨论会，有时上午下午连续讨论。一般来说，他看了某一章初稿后，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负责人修改。改过之后再看再谈再改，最后由他自己动手修改定稿。

　　写作班子由中央点将

　　胡乔木曾讲，《七十年》要有五分之一篇幅的议论，但是议论不能生硬，要不着痕迹、风生水起，不能写成流水账。胡绳则指出，简化不是平均用力，该详细的、有新意的就详说。他引用《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细处不厌其烦；路上走只两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金冲及介绍，稿子的修改幅度很大，许多部分接近重写。执笔修改的分工如下：一三四五章为金冲及，第二章沙健孙，第六七章为龚育之，第八章郑惠，第九章有些由胡绳操刀，大部分交给擅长经济的王梦奎。写作班子成员都由中央常委会点将。

　　胡绳是主编，全程他提出了很多原创看法，改稿也很细致。他划掉了稿件中不少“了”字。他认为历史叙述默认的就是过去式，不需用“了”，更简洁明快。胡绳操劳到梦游，曾记日记：“十一时睡，因疲劳过甚，上床后又似乎梦游地下床，幸黎钢等发觉。”

　　1991年7月，胡乔木到北戴河休养，胡绳送来《七十年》清样。胡乔木顶着严重的药物反应，用不到5天时间就把建国后的三章、20万字看完，并做了很多修改，有的成段补写，还写了许多小纸条提修改意见。

　　胡乔木原来担心议论部分不精彩不准确，想先出内部本征求意见，看到清样后他很高兴，决定加速出版。郑惠曾撰文回忆：“乔公说了，另找一个班子写不出这样一本书来。”

　　整理出来比尘封了好

　　编写期间，胡乔木、胡绳的谈话，金冲及都记在本子上。“他们说话较慢，字斟句酌，好记。”金冲及说，“谈得特别生动，对党的认识很深刻。”

　　记录谈话本是为了便于工作，但金冲及逐渐意识到，这些笔记具有独立发表的价值。他一直发愿要整理出版，但因为忙，一拖就是多年。如今他已八十多岁，“再不整理出版恐怕来不及了”。

　　“二胡”都是江苏人，金冲及也是，因此尽管他们说话时声音很低，他都能听清楚，自信把他们说的大部分内容都记了下来。唯一难度是为了图快，有些字迹不易辨认，又无法找人代劳。金冲及的办法是自己拿了本子念，让儿子金以林帮忙录入电脑，实在存疑的地方用空格代替。

　　还有一层顾忌是，胡乔木、胡绳都已故去，金冲及不敢肯定整理的内容是否百分之百符合他们的原意。这些讲话，在场的都只有几个人，他们说得比较随便，有些是他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未必都考虑成熟了，发表出来好不好？

　　想来想去，金冲及还是决定：发吧！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谈话包含着很多珍贵的精神遗产，可以给人以启迪，整理出来一定比尘封了好。

　　《七十年》临近完工之际，胡绳曾题诗《初夏》：“园深草长树成峦，叶茂荫浓顿觉寒；不是花时空斗艳，枝头新果累如丸。”金冲及觉得这诗写出了所有参与者的心情，每次读之深有感慨。他说，“二胡”是治学高人、党的领导干部、历史亲历者，如今的党史编撰很难再有这么好的大师相助。

　　史实要过得硬

　　　特派记者刘功虎 北京报道

　　金冲及是上海人，有浓重口音，精力充沛，与我们一连聊了3个小时毫无疲态。采访过程中始终笑呵呵的。

　　他的办公室比较大，很有历史感，当年是林彪夫人叶群的办公地点。我们聊起党史研究者的便利和局限，聊起现在风生水起的“民间史学”、“个体史学”。他与3年前故去的历史学家高华开过会，畅聊过。杨奎松这些现在很火的历史学家，大多曾上他的门谈古论今。

　　金冲及认为，不论官方史学还是民间史学，史实都要过得硬，不能“主题先行”，切忌为了达成史观不顾事实层面的考证。看到杨奎松、沈志华、茅海建等年轻辈在史实的考证上卓有成就，他感到高兴。他也注意到一些读者追捧的“翻案史学”、“控诉史学”硬伤累累：有的在史料阙如的情形下“合理化想象”，有的则在真实的引文与引文之间嫁接个人想象。

　　他很能理解一些历史学家无法接触某些历史档案、文献的苦衷，也同情一些学者的身世遭遇，认为这些都不能成为编故事、造历史的理由。他认为一个人采什么样的处世态度很重要。

　　“我这个人本来是不喜欢接受采访的，但你们说要聊聊‘二胡’，那就聊聊吧。只要你们不把我看作一个官僚，还算得上搞历史研究的人，就够了。”金老送我们出门，爽朗地笑。

　　【访谈】

　　特派记者刘功虎 北京报道

　　《七十年》“新见迭出”

　　读+：《七十年》写作时，我国正在遭受西方的不公正制裁，那么我们的写作也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和心态下进行吗？

　　金冲及：那时东欧苏联正在巨变，我们自己也刚经历了风波。国际上经济封锁，但是我们的眼光仍是盯着全世界的，是开放的。胡绳看了好多外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胡绳认为麦氏的书“臆测居多”，但他对他们的态度很平和，有价值的就听取，有错误会指出错在哪儿。

　　读+：在你看来，《七十年》的新意和特色何在？

　　金冲及：它的思考和结论是启发人思考的，对于持任何立场的读者来说，它是有阅读价值的。用胡乔木的话说，它“新见迭出”，为人们提供一种看问题、看历史的方法和眼光。它不是要灌你，有议论但不是判决词。它不是大部头，但也不简单薄弱，它波澜壮阔，风生水起。它不说那些人们听过多少遍的老话，我们知道读者对那些没有兴趣，我们自己也没有兴趣。

　　它写错误。胡乔木说，我们党有些错误是深刻的，就深刻地写。不要让读者觉得我们是在维护，不敢接触。要追求真实、科学。要拨开历史的迷雾。比如解放后的“合作化高潮”，不像“文革”那样有一些初步的结论，但是我们写历史，就不能一味用当时的定性，用肯定的口气来讲。他认为，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

　　读+：这部党史，今天读来仍很畅快，是怎么做到的？

　　金冲及：胡绳一再告诫我们，对每一个历史事实都不要说话太满。我们以前的党史都被人认为夸张，动辄“掀起了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抗日救国的新高潮”。那胡绳就反问了：事情如果这么简单，我们党的工作是不是也太好做了？中国共产党善于做群众工作，这是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特点，但要说“四一二”之前，党一到农村就掀起了农民运动高潮，这是不合事实的。我们真正把群众工作做到极致是抗战时期。

　　读+：写党史与写一般史有什么不同？

　　金冲及：严格来说，应该没有什么不同，都得真实、科学，秉笔直书。党史稍微不同的是，有时候可能要考虑一些现实因素。比如关于西安事变，周总理就打过招呼，说有些东西比如电报的披露一定要慎重，因为张学良还健在，还在软禁之中，不能给他带来人身安全问题。

　　是党史，不是决议书

　　读+：胡乔木评价《七十年》“新见迭出”，能说几个例子吗？

　　金冲及：太多了。到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很大的决策是同苏联破裂，胡绳就认为做得很对。1990年代初回头看，那个破裂特别让人有感触。胡绳指出，比较东欧的状况来看，如果中国真成了苏联的卫星国、附庸国，这个局面就不好了。跟苏联决裂，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问题。

　　还有，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和国家发生了新变化，初稿写的是：这一时期基本上是要解决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胡绳认为这样的眼光格局太小，我国传统认为一个政权上台容易站稳难，事实上当时中共面临的是“能不能站住脚”的大问题。

　　读+：你们当时编写过程中，觉得哪些是最棘手、最不好处理的呢？

　　金冲及：一般人会觉得“文革”十年不好写，但实际最难写的是那之前的十年。这一点胡绳有很深的感受。从1956年到1966年，八大、大跃进、与苏联破裂、“自然灾害”、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工作分歧，好多事。胡乔木和胡绳都认为，与苏联破裂后，全党要独自探索，很多矛盾冲突纠结在一起，谁对谁错不容易判断。

　　读+：现在不少人认为民国是一个“黄金时代”，你们当年是怎么看待那个时期的？

　　金冲及：二十年前我们就谈过这问题。胡绳在讨论会上跟我们说，有人认为民国抗战前十年是黄金时代，实际不是。国民党的控制区很小，各种内战，他最大的内战不是跟我们党打，他最大的内战是内部各派势力自己在打，没消停过。如果没有共产党，他们的内战一定更多。

　　读+：“二胡”对中共历史有很深的体察，他们的个人色彩会影响党史客观评价吗？

　　金冲及：真正独创的、事涉重大的看法，要向组织汇报。胡绳经常请示胡乔木，乔木有时自己拿主意，有时向中央领导请示。因为是党史，不是决议书，大部分时候需要“二胡”和写作班子自由裁量。

　　当然个人色彩会影响书的写作，比如谈到反右，有句话——“严重扩大化的实践……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这话里，“甚至于无中生有的”几个字是胡乔木同志加上去的，体现了他对党史的真知灼见。

　　这部书胡绳有个遗憾

　　读+：《七十年》有没有留下一些遗憾？

　　金冲及：当然有。小遗憾就不说了，大的遗憾胡绳就有提到。他在这书出版后指出，我们有一点没有讲清楚：毛主席在解放后哪些问题做对了，后来为什么一步步走错了？主席当然有不少地方是做对了的，比如他改变向苏联一边倒的决策，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他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晚年也还有不少天才的行动，但是错误不少。为什么会这样，是我们需要好好贴近历史事实去分析总结的。

　　读+：“历史决议”写了对毛泽东的评价。

　　金冲及：那是啊，但那是一个文件、纲领，这是一部史书，要具体展开，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事件，你不可能反复抄那些结论，得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从杨尚昆到薄一波到胡乔木、胡绳，他们多次谈到对主席的看法，很深刻很生动。胡绳之所以认为这部书没有把主席的问题写清楚，那是他后来又有了新的思考。

　　读+：你们当时写书时是怎么谈这个问题的？

　　金冲及：比如乔木同志在谈这个书的大纲时就跟我们说起过，1957年前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就有了表现。“批林批孔”，林彪和孔子有什么关系？乔木要我们写作时搞明白，毛主席批孔是怎么来的？胡乔木认为，主席在探索前行的过程中，尤其到了晚年，陷入了一种矛盾。

　　读+：既然出书写书过程中，有过多次讨论，为什么后来胡绳还觉得遗憾？

　　金冲及：毛主席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他的认识，也许要贯穿历史和未来。胡绳在写初稿时就跟我们说，毛主席是想要搞社会主义的，毛主席有些观念本来还有些正确但却推演出了错误的东西。毛主席的忧虑心也比国外一些兄弟党强烈，他老担心亡党亡国。他说年轻一代胜过老的一代，推演到极致，总觉得年老的一代搞社会主义不行，要换一批人。

　　胡绳的遗憾是追求完美的表现。他对毛主席有了新认识：主席是在群众性的革命战争中过来的，用这个办法对待经济建设可能要出问题。他在革命战争中花的精力和心血很多，那段历史是他亲手创造的。对于毛主席，胡绳终其一生都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