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瓦尔达：在瞬间里探讨永恒

《阿涅斯·瓦尔达的海滩》（阿涅斯·瓦尔达作品）

　　1957年，作为中国政府邀请团的成员之一，被称作“新浪潮电影之母”的阿涅斯·瓦尔达第一次来到中国；55年后，回顾其一生的艺术展在北京举行。这位“拾穗者”以其摄影与电影，以及装置艺术，捕捉着她眼中生活瞬间中的永恒。

　　——编 者

　　出生于1928年的法国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至今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从摄影到电影再到装置艺术，她乐此不疲地在不同的领域奔波，顶着六十年如一日的娃娃头，在世界各地捕捉有关爱情、生死和记忆的灵感瞬间。她是历史最心悦诚服的敬仰者，也是视觉艺术最虔诚的实践者。在时间和空间交错而成的屏障中，她驻足凝视，又匆匆启程，行止之间，一不留神，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1955年，受福克纳小说《野棕榈》启发，“对电影一无所知”的阿涅斯·瓦尔达拿起摄影机，在法国南部一个名叫塞特的小渔村拍出了她的第一部短片《短角情事》。黑白影像在双线叙事的结构下缓缓展开，一面是男女的情感危机，一面是渔村的风情和波折。瓦尔达的镜头饱含深情的凝视，有关情感的部分带着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私密，关于村庄的部分则散发着纪录片般的现实主义情怀。这部形式感极强的电影已清晰地展现出她日后的创作轨迹：一边是向内探索情绪的生成，一边是向外把脚踩进社会的土壤。《短角情事》并未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电影在结构上的创新却成为“新浪潮”电影的开山之作。

　　她找到了自己的创作路径。在预算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拍摄于1962年的《5至7时的克莱奥》可谓旷世之作。在这部电影里，阿涅斯·瓦尔达诉说了她对“恐惧”的思考。女主人公克莱奥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精致的妆容下隐藏着深深的忧虑。这位金发碧眼的美人正在慢慢触碰自己的崩溃边缘：癌症死神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投下惨淡的光线，未知的审判即将来临，庸碌间的个体却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女性主义视角让《5至7时的克莱奥》散发着杂糅的气息，伴随着主人公城市漫游的步伐，电影抽丝剥茧地诉说其内心微妙的变化。当耽溺于自我欣赏的她终于鼓起勇气摘下墨镜和假发，以真实的面貌出现在城市中，并仔细观察他人的时候，这一女性肖像也终于彰显出更深层的时代意义：公园里遇见的年轻士兵从遥远的阿尔及利亚战场归来，重新开拔迫在眉睫，他心绪难平。直到电影最后的这段相遇，阿涅斯才将苦心和盘托出。女性面对疾病的恐惧只是一个温柔的隐喻，上世纪60年代带给西方社会的激荡才是她最终要表达的弦外之音。

　　恐惧的思考和女性主题，是阿涅斯·瓦尔达电影中持续奏鸣的双声部：《幸福》中对于家庭生活的道德拷问，在妻子的死亡后淡化为浪漫的爱情逻辑；《一个唱，一个不唱》则是有关女权的激进宣言，吉普赛人般迁徙的吟游者们构成那个年代最动人的女性影像之一；到了1985年，《天涯沦落女》中，流浪女再次成为她镜头的主角。她对于底层的关注延续至今，通过城市拾荒男女探讨消费主义的纪录片《拾穗者》便是最好的证明。历史纵深感和艺术包容性在这部影片中相遇，她自诩是“影像的拾荒人”，将触角涉及当代生活的各个角落，直面拾荒者群体，打捞捡拾支离破碎的故事，再为其染上绵密的色彩，好似当代油画，充满诗意的真实质感。

　　1962年对阿涅斯·瓦尔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不仅仅因为《5至7时的克莱奥》的诞生，更因为在那一年她嫁给了同为导演的雅克·德米，从而开始了绵延不绝的爱情故事。他们形影不离地工作，为片场为对方拍下最动人的肖像，抑或是结伴旅行，从巴黎的左岸到洛杉矶的滨海。1990年雅克·德米病逝，阿涅斯·瓦尔达拍摄了《南特的雅克·德米》，为离去的丈夫写下动人的情书。她重新回到丈夫童年的故乡，在那里，幼年的雅克·德米曾躲在阁楼上，在自制的简易小剧院里完成艺术的启蒙。

　　2000年以后，阿涅斯·瓦尔达在装置艺术领域找到新的灵感。自传性质的《海滩上的阿涅斯》尝试在电影中植入装置，在这份“送给自己80岁的大礼”中融入荒诞和戏谑。年岁渐长，这位祖母级的人物却越发显露出自己的童心未泯，一会儿把自己扮成土豆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一会儿跑到雪地里用榔头砸碎精美的古典石膏像。她告别了电影，却又不舍眼前的人事匆匆溜走，于是她拿起手中的小数码，重新上路，带着郊游般的心情东南西北地跑个不停。即便已经拄着拐杖，她仍旧像1957年初次来到中国时那样，好奇地品尝着感官的冲击，探寻异国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为社会状态的多样性着迷，试图理解那些或微笑或愠怒的陌生人。

　　2001年的某一天，里斯本落雨不止，阿涅斯·瓦尔达坐上一辆黄色的出租车，透过朦胧的车窗观察着好似油画般晕染开来的街景，她想起亨利·卡迪尔—布列松“决定性瞬间”，也想起了自己钟爱一生的艺术主题——行动与停滞、电影与摄影、瞬间与永久。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11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