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当起豪奢当鉴 记“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

阿维拉的圣特蕾萨脸像（样稿） 　　济安·劳伦佐·贝尼尼

圣依纳爵的荣耀（样稿） 　　乔瓦·巴蒂斯塔·高利

圣坛经文牌 　　约翰·阿道夫·盖普 查尔斯·日耳曼

青年男子肖像（油画） 　　阿尼巴·卡拉奇

　　文物的样貌和其背后丰厚的内涵，蕴含着历史的强音。由此，中国和意大利双方合办的“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与“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先后做客中国国家博物馆，奏响了意大利艺术史上的重要两部曲——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引发中国观众的探知欲：15世纪至17世纪佛罗伦萨与罗马为何相继成为欧洲的艺术中心？巴洛克艺术和文艺复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展期至明年2月28日的“罗马与巴洛克艺术”，以来自意大利10余家著名收藏机构的50件（套）17世纪罗马的绘画、雕塑和工艺品，在卡拉奇、卡拉瓦乔、贝尼尼等耳熟能详的艺术大师的作品牵引下，在历史与艺术的交织中，生动演绎了17世纪一座城、一段历史与一个盛大的艺术图景之间的故事，将观众的视线推向了历史的深处。

　　求变之风

　　罗马，一个有历史分量的名字。它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艺术的中心地之一，被罗马人骄傲地称为“永恒之城”，又被世人誉为“万城之城”，还因有着像罗马竞技场、万神殿等宏伟壮观的建筑，以及丰富的雕塑、装饰公共空间的镶嵌画等，被喻为全球最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

　　如果说，去年的“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展，向观众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拉斐尔等艺术大师的引领下，拭去了神性光芒而萌生人文精神的艺术，那么今年的“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则使人感受到一种从自然现实到矫饰豪奢的情感变化，在这里，艺术与历史的发展脉络再一次聚合。

　　16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和罗马等地，随着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的相继去世，本来就对他们望而却步的后来者从一味模仿走向了“矫饰主义”，从对崇高、理性、和谐的艺术追求转向了对奇巧技法的关注，使得艺术再度失去了生气与活力。

　　阿尼巴·卡拉奇和卡拉瓦乔——罗马两个“志同道不合”的艺术家，最先点燃了创新之火：前者强调对前辈艺术大师的继承，推崇理想美，是向传统回望；后者则强调回到真实的现实感受，是向艺术创新张望，均对罗马乃至欧洲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或许也是展览将卡拉奇和卡拉瓦乔作品放在展厅入口的原因——他们的艺术既是此次展览的先导，更是17世纪罗马艺术变革的先声。

　　卡拉奇三兄弟创建了欧洲最早的美术学院——波伦亚学院。它开启了学院派教育的新方式，引导绘画远离矫饰之风，回归所谓的正统，既继承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原则，追求和谐、庄重、理想之美，又强调素描和自然表现。此次展出的卡拉奇《青年男子肖像》便是其艺术主张的生动体现，细致的面部刻画，传递着朴实、真挚的人物情感。卡拉瓦乔的艺术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化的、安静平衡并富有理性的艺术精神的反叛，他直接转向对对象的物理真实和画家、画面对象心理真实的刻画，不回避对丑的表现，如在《施洗约翰》中，卡拉瓦乔将宗教与神话内容移植到了平民世界的生活中，并以人物运动和强烈的明暗对比使画面充满戏剧性。

　　卡拉奇和卡拉瓦乔对当时画坛的影响，在展览展出的与两位大师艺术相关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简·德·蒙佩尔的《大自然中的东方游人》等，有着理想式的风景，并表现了人在自然中的活动；阿特米西亚·简蒂莱斯基的《弹鲁特琴的圣切奇莉亚》等，有着现实人物的身形、服饰和情感等。他们的作品，既有受科学影响而形成的严谨的结构、戏剧化的场面以及精准的透视等，也显现着艺术家个体审美的觉醒。这种觉醒，在16世纪末的罗马画坛鼓荡起一股创新之风，艺术吸收了文学、戏剧、音乐等领域里的一些因素和想象，以一种激情打破了理性的宁静与和谐，不仅成就了罗马多元的艺术风格，也为17世纪巴洛克艺术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奢华之象

　　如果说，以卡拉奇和卡拉瓦乔为核心建构起的绘画变革是艺术发展的必然，那么展览第二、三板块呈现出的巴洛克风格则是历史和艺术共同发展的结果，由此成就了它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

　　“巴洛克”一词意为“不规则的珍珠”，有古怪之喻，原是对17世纪一种有违文艺复兴精神的艺术风格的贬称，后来逐渐被社会认可。它在欧洲的流行是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主的贵族鼓励与赞助艺术创作的结果。赞助一直是西方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使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为赞助者服务的色彩。此次展览所展出的巴洛克雕塑和绘画大多也是为教堂、教皇和贵族而作。

　　“巴洛克”之所以产生于罗马，一方面是因为航海发现新大陆后导致商业中心转移，资本、权利扩张，加上时局动荡，商品经济严重受阻，导致文艺复兴时期建立起的民主势力减弱、封建贵族势力重新抬头，天主教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利用一种带有威慑力量的崇高美和华丽美来彰显其绝对权威和地位；另一方面，哥白尼的“日心说”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解放了人的想象力和思想。于是，在16世纪末就初露端倪的巴洛克艺术在教会的推助下，演化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时代文化。

　　动荡不定的时局以及科学证明的宇宙无限空间感，孕育出了“充满矛盾统一的紧张感、无限扩张的运动感”的巴洛克艺术。在展览的雕塑、绘画中，不仅能够感受到曲线运用所带来的运动感，以人物关系或运动营造的紧张而又充满张力的画面感，以及画家试图通过对光的大胆运用和透视效果表达出的空间感等；也能看到理性与神秘、贫民对贵族君王的崇拜与资产阶级对个人主义的信仰、宗教的正统性与自由思想的种种对立等，它们赋予巴洛克艺术世俗化的享乐主义色彩，同时呈现出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的艺术风格。

　　这种艺术风格和其所蕴含的激情为国王、教皇、君主以及富商所喜爱，以彰显自己的财富和荣誉，并蔓延到宗教题材、宗教建筑装饰、宫廷装饰等巴洛克艺术的创作主题上，如《圣坛经文牌》《圣依纳爵的荣耀》（样稿）等，而且画面的风格和人物形象都充满了世俗欲望和装饰意味，如《乌尔班八世的颂赞》（样稿）中豪华气派的场面，《圣费德里科殉道》中衣着华丽的人物等，画里画外流露着奢华的气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宗教应有的神圣，而多了奢侈、浮夸的世俗感和感官愉悦。

　　豪奢并不是艺术和生活的终极目标，所以，作为一种时代的艺术，巴洛克虽然在反对僵化的古典艺术形式、追求自由奔放的艺术格调、表达世俗情趣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对城市建筑、广场、家具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产生了影响，一度在欧洲广泛流行，但是自诞生之日起，便聚讼纷纭、毁誉交加。

　　至今，“巴洛克”依然因其富丽堂皇的审美表达为不少人所喜爱，甚至新建的不少欧式建筑以及广为销售的欧式家具等，都可以看到巴洛克艺术的影子，但少有人留意，富丽堂皇之外，那奔放的曲线中流淌着的艺术情感。艺术的最终目的是精神的安宁和愉悦，幸福快乐也不在于形式，而是除却表面浮华后的精神富足，也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契合性，造就了艺术与生活之间亘古绵延的关系，不断创造着人类璀璨的文明。因此，今天重温“巴洛克”的意义，不只让我们看到了罗马这座昔日帝国之城在刚柔相济中演绎出的辉煌岁月，更重要的是在其镜像中能够重新反思艺术的根本价值与意义所在。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14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