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契诃夫作品二度创作：人物在自己的阴影下跳舞

　　人艺版 《万尼亚舅舅》剧照。

　　【编者按】今年是契诃夫诞辰155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一出《万尼亚舅舅》作为开年大戏。该剧日前在北京上演，无论是演员表演，还是舞美设计，都被导演打上了实验性质的烙印，也因此在业界和观众中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该剧展现了对白的独白性，而这正是契诃夫作品中容易被人忽略的特点；反对者则质疑该剧对形式的追求大过了内容。

　　本版今日刊发李建鸣的文章，虽然谈的是《三姐妹》，但对于围绕《万尼亚舅舅》而起的争议，却能提供新的启发。

　　还记得二十年前，有一位现在已经是著名导演的女士曾问过我以下问题：“既然斯坦尼曾把《三姐妹》排得那么成功，后人照他排就是了，为什么还要重排？”从她的目光来看，非常真诚，所以绝非儿戏之言。我多少有点措手不及，只能讲了一些有关导演戏剧和二度创作的话，供她参考。今天，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是问题，导演必须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来演绎古典名著和新作品，成为大家的共识。究其原因，首先是思想开放，此外，国外经典舞台作品的引进，也起到了直观启发的作用。以契诃夫的作品为例，近年来，国内导演对他的关注越来越多，搬上舞台的实验也似乎不断，国外引进的版本也时而可见。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剧评人的关注，也吸引了我的注意。

　　依我所见，尽管俄罗斯文化对国人，特别是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和莎士比亚或易卜生的作品相比，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难以驾驭的。因为他的戏剧人物是俄罗斯某个历史阶段的一种特定类型：慵懒、消极、爱做白日梦，多少有点自私。但又带有生活在那里的人的一些永恒的特征：爱激动，爱讨论，爱失望。这些人物的生存环境也很糟糕：农奴制度的土崩瓦解，工业革命的姗姗来迟，都给他们个人生活带来危机感。在这样的情况下，空谈和抱怨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这样的人物对世俗感很强的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在舞台上看到他们，也很难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再加上有些导演似懂非懂的处理，使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成为乏味的代名词。

　　我想，在对契诃夫的作品进行二度创作中，经常会看到以下二种偏差。一个是把喜剧演变成悲剧，另一个是把契诃夫同托尔斯泰混淆。先来说说前者吧。契诃夫生前对当年莫斯科剧院对《三姐妹》的处理十分不满，他反复强调这部作品的喜剧性。那应该如何理解他的这一观点呢？首先，当然要理解喜剧的含义是什么？这些年国人习惯把喜剧同小品联系在一起，引人发笑就成为了喜剧的唯一特征。我的理解是契诃夫之所以把《三姐妹》理解为喜剧，是因为这些人物无休止的抱怨和等待(喃喃自语)已经变成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些强迫症的特点，但这些人物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唠叨中度日的习惯，而正是这点赋予这些人物特有的喜剧性。喜剧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我呈现和自我意识之间极大的反差，光从呈现的语言来看，自然会得出悲悲戚戚的结论。但如果着力表现他们对脱离现实的浑然不觉，才会使舞台产生喜剧的效果。我相信，对契诃夫来说，这些他熟悉的人物不会让他感到痛苦，而只会让他感到好笑，因为这些人永远跳不出自己的阴影，只是在自己的阴影下跳舞，不言而喻，这一定会产生一种哭笑不得的喜剧效果。

　　去年，我看到的美国集市运动剧院来华演出的《三姐妹》，久久让我无法平静，因为他们对《三姐妹》的理解和表现太到位了。在他们的演出中，人物身上的那种庸俗性确实会引人发笑，伊莲娜“去莫斯科”的喊叫声成为演出中的一种节奏，而不是内心痛苦的叫唤。即使在结尾，当悲剧发生，军官们离去，哥哥的破产，所有这些情节也都是顺理成章的出现，成为习以为常的事件，因而也就不会产生伤感。编导在最后用三姐妹对未来的更好的展望，使这部作品彻底失去了悲剧性。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我所见到的契诃夫的绝大部分演出都会给我一种错觉，那就是舞台上的人物更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高贵、漂亮，充满神秘感。我很早以前在德国看的《三姐妹》就是典型的这样一次演出。三姐妹穿着华丽、风度翩翩、轻盈的台步，举手投足都流露出贵族气息。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导演的错觉，导演并没有真正了解那些生活在俄罗斯外省人的真实环境：多半都没有自来水，道路泥泞，几乎没有什么消遣，生活也相当拮据，正是种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和当下生活的尴尬之间的强烈反差形成了一种喜剧性。当然导演对托尔斯泰笔下女性的钟爱，也是导致他们进入误区的原因。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要把契诃夫有些乏味的剧本在舞台上搞得有声有色。通过对契诃夫舞台作品所做的简单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导演在进行二度创作时，对原作的精华一定要有到位的认识，尤其是国外的名著，否则的话就会让观众看了一场似乎热闹和精彩的戏，但过后会不知所云。我在北京曾经看过名声赫然的《建筑大师》，演员的表演可谓精彩，舞美也令人刮目相看，只是对剧本的理解使我颇有微词，因为剧组把易卜生试图描写“大师与上帝的对话”，变成了“凡人与凡人”的对话。这原本是表现人的信仰的作品，现在却变得模糊和不确了。

　　导演当然有权在二度创作中表现自己的意图，传递自己的声音，只是这种意图和声音一定要清晰，正是这一点，对导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要了解原作品的背景和剧作家的意图外，还要找到与现实的联系。另外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导演必须了解人的心理，所以也必须具备现代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这对导演古典名作尤为重要，例如执导莎士比亚的作品。只有对人的心理和人与人的关系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帮助演员去完成这个角色。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导演的世界观尤为重要，因为除了懂舞台所必需的技术外，导演必须有对自己和对世界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古典，并在古典和现实之间找到一条呈现剧作的艺术道路。

　　(作者 李健鸣 系翻译家、剧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