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尼亚舅舅》引赞誉质疑齐飞:高冷舞台能否留住文本温暖

大段独白仿佛“剧本朗读”会？演员摔吉他是否无意义的噱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年大戏《万尼亚舅舅》在向契诃夫致敬的同时，引来赞誉和质疑齐飞。

有人称赞这是李六乙近年来叙述最完整的一部作品，如实呈现了契诃夫作品中的“对白的独白性”；有人则认为这个版本的《万尼亚舅舅》“是李六乙的，但不是人艺的”，认为改编过程中，对戏剧形式感的追求大过于内容，成了一场远离观众的“高级剧本朗读”。

独白与行走：沉闷抑或清醒？

不可否认的是，李六乙对契诃夫的热爱和对作品的尊重，提出“完全尊重原著，绝不本土化”的原则。2006年，他曾执导过曹禺的《北京人》，要知道，这部作品被看作是中国戏剧中“最契诃夫”的作品。翻译多部契诃夫作品的戏剧评论家童道明，也称赞在人艺版的《万尼亚舅舅》中，李六乙充分展现了契诃夫戏剧中被人忽略的特点——对白的独白性。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陶庆梅指出，契诃夫高明之处在于，虽然写的是人物的日常对话，其实推敲起来甚至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剧中人物其实都在自己的逻辑中生活。医生阿斯特洛夫在第一幕开场，便与奶妈玛里娜鸿篇大论，感慨几百年后的人们是否会记得我们。奶妈对前面的话全然没听进去，所以只对最后这句感慨，接了口，“人们会忘记我们，可上帝总不会忘记我们的。”

但这也成为这次演出中最受人争议的部分，“剧本朗读”说由此而来。

除了大段的独白，演员们的踱步也同样扮演了“间离”的作用。为其解释成契诃夫作品本身所带有的压抑感的外化或许稍嫌勉强，但是不少剧评人指出，这样的处理倒是在李六乙过去的作品中有迹可循。从《北京人》到《家》，再到《安提戈涅》，走来走去，完成了某种型格化的舞台表现仪式，成全了李六乙所需要的“无数的空间变化”，但观众“上半场沉闷，下半场精彩”的感受也就在所难免了。

椅子与灯泡：形式强暴文学？

诚然，无论改编还是恪守经典都需要勇气，而舞美上的创新，或许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此次舞美上的大胆，成了另一个争议点。

这一次，舞美设计亦由李六乙操刀。他为这个19世纪的俄国庄园，设计了一个现代感十足的舞台：大大小小的白色高背椅布满舞台，两个灯源在演员表演过程中自由升降。为此李六乙解释道，椅子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一桌二椅”，以此提醒观众是在看戏，“保持一定的距离，反而亲切感越强”；而“灯光是另一个眼睛，从另一个视角关注、照亮剧中人”。陶庆梅认为，“舞台上的处理诚然有过于概念化的部分，有些象征性的东西有一些过，但导演的舞台感觉是好的，呈现是好看的，而在医生与教授妻子叶莲娜互动时，椅子也很好地成了一种情感的外化。”

但在剧评人北小京看来却是“道具见棱角，毫无生气”，这些为了与众不同的设计令“戏剧性和文学性彻底被牺牲掉了”。而“捷列金摔吉他”的桥段，形式上成了“全剧的高潮”，只是不少人认为这个片段看不出有多大意义。

应为内容寻找最恰当的形式

面对争议，李六乙这样表示“我想象的评论其实比现在更严重”。在他看来，评论中的很多人对契诃夫的认识比较粗浅，即使是戏的正面褒奖，也跟契诃夫的本质有很大距离。所幸，这种经典的回潮并非一时兴起，纪念或者是一个由头，然而更多地来自于个体内心的需求：一百多年前的故事如今对当代人仍有精神启示和情感共鸣。

而这一版遭受的诸多议论，难免又让不少观众联想到去年人艺公益场的《雷雨》。

这两部作品，一个通过激烈而密集的戏剧冲突来完成主题的传达；另一个则希望在平庸的生活中展现普通人的精神挣扎。一个因为僵硬和老套的表演让观众发笑，另一个因为多重“间离手法”的使用而让观众觉得“冷”“闷”。难免有创作者委屈：照本宣科，固守传统不好；如今重新解读，尝试创新也不好。到底怎样才能让大家满意？

在这次《万尼亚舅舅》的讨论中，只有濮存昕的表演获得了剧评人和观众的一致肯定，而他对《雷雨》的反思，或许也道出了症结所在：“我突然觉得我们没有用曹禺情怀去解释《雷雨》，《雷雨》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一定要再去探讨。”

同样的，契诃夫作品中最重要的情感——悲悯和真诚，也鲜见于观众或者剧评人对这版《万尼亚舅舅》的评价之中。

固然表达方式和舞台呈现因人而异，创作者或无意迎合观众，但为展现的内容寻找最恰当的形式，却是第一要义。当代舞台的高冷或许能成就某种个人追求，但比彰显个性更要紧的是，别忘了大师下笔的初衷，流失了文本的温暖。

黄启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