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本教文献传承面临濒危 揭秘经文中的禳灾图符

　　整理研究前赴后继

　　在国际藏学界，凡研究藏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本教”一词不可避免。英国卡迪夫大学宗教学者Geoffrey Samuel教授曾指出，西藏宗教的特殊性往往要从本教影响的角度去探索和解释。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本教时，通常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早期的本教形式对后来西藏宗教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挪威卑尔根大学的著名藏学家、宗教和历史学家Per Kvaerne曾探讨早期本教组织形式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二是关于本教自身的发展历史、教义典籍等，如Per Kvaerne分析已被人们所知所见的本教经典和教义文本，伦敦大学的藏学学者Samten Karmay从多个方面研究了本教的历史，包括本教出版物类目、本教寺院、古老的本教手稿等。

　　境外机构所藏古藏文文献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陆续整理出版。1940年起法国藏学家拉露、英国藏学家托玛斯先后刊布现藏于英法两国的近五千件敦煌藏文文献部分文献目录、拉丁转写文和译文。1977年至1988年，日本东洋文库出版了《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12分册。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以本教文献为主的古藏文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英国牛津大学于2003年9月6日召开的第十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上，把抢救挖掘及整理古藏文文献列为讨论重点。

　　国内藏学界对本教文献的整理研究晚于国际同行。2007年，由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巴桑旺堆主持整理出版的《当许出土古本教文书合编》（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包括三部本教仪轨文书和一部本教医方文书。前国际藏学会主席、著名本教研究学者喀尔梅·桑旦说：“本书的出版对本教研究意义非凡，是一批从未面世的珍贵文献。”2011年，由中央民族大学才让太教授主编的《冈底斯雍仲本教文献》（民族出版社），集成一百多函珍贵的本教手抄本和木刻版文献，囊括了藏民族的思想、历史、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医药、文学、艺术等内容。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历史交往与传统友谊亦有记载。

　　甘青川民间法师家藏本教文献属于以活态传承形式保留下来的吐蕃时期藏族文化遗存。对甘青川本教文献的调查始于上世纪90年代，藏族学者阿旺嘉措、闵文义最早开始此项工作。阿旺嘉措自1992年开始先后走访了白龙江中上游流域、洮河流域、盘曲河流域、岷江上游信仰本教的村庄。对逸散在民间的本教经典进行了实地调查，先后接触到50函147部经文文本，近六千页。整理出藏汉对译目录、卷次，并对文献进行分类，初步分为祭神类、科仪类、解秽类、卦书类、招魂类六大类。闵文义、杨士宏等将甘南舟曲、迭部及宕昌发现的80卷本教文献在内容、字词及标点符号，尤其在行文特征方面与敦煌本教文献作了比较，发现较多的相同点：具有历史烙印的特殊术语，书头符号与敦煌文书最常见的符号相同，书写中的特殊符号只能在敦煌文书中找到相同的例证，写本中的插图、绘画与敦煌文书风格相近。

　　2011年，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出版30册《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本教文献》（影印本），汇集了甘肃宕昌县已发现的全部民间藏本教法师家藏文献。2012年，他们又出版了《甘青川家藏古藏文本教文献》（影印本），是对甘青川藏族本教文化典型区域甘肃的甘南、青海的黄南、川西北的部分村寨民间藏本教文献的一次较具规模的搜集整理。

　　保护视域亟待拓宽

　　目前学术界对本教文献尤其是民间藏本教文献的整理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在对象上多囿于敦煌古藏文本教文献和宋元以来佛本融合度较高的雍仲本教文献，而对同属于吐蕃时期遗存在民间以活态传承形式流布的本教文献较少关注；其二在内容上主要以文本文献为主，对已经处于濒危边沿的本教法师及本教仪轨的整理研究着力甚微；而本教文献、本教法师及本教仪轨是在本教文化体系内有机联系和活态传承的三位一体，一些重要的文献属性需要文本与唱诵仪轨语料互证研究才能判定；其三在整理研究方式上还停留在传统纸本出版方式，数字化保护整理方式和技术手段的应用在本教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不利于本教文献尤其是多模态本教文献的集成管理和传播利用。

　　展望未来的藏族民间本教文献整理研究，以下几方面值得学界同人关注并携手努力：一是对民间本教文献、本教法师及本教仪轨进行三位一体的抢救性发掘整理，尤其对高龄法师及其所主持的本教文本唱诵及祭祀仪轨的抢救性挖掘保护；二是对已挖掘影印的本教文献进行包括校注、释义、对译、勘误、版本等方面的学术性整理研究，以去粗取精，条别源流；三是运用数字化手段，建立包括本教文献、本教法师及本教仪轨在内的藏族民间本教文献文本及语音视频数据库，为藏族本教文化及古藏文语言文字保护研究提供原始权威的基础资料，填补藏学研究学术资料利用方式和研究手段的空白。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