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唯一自传《我们三代人》年内将出版（图）

　　本报记者 路艳霞

　　“我写这本书是想通过一些具体的事，写出我们这三代不过是众多‘诗书之家’中的一家，而且我们这个‘诗书之家’到我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了。”

　　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汤一介先生唯一一部自传《我们三代人》今年年内将出版，这是他生前留下的一部遗稿。全书四十余万字，书中写了他祖父汤霖、父亲汤用彤和他自己的故事，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通过一个个生动细节展现了出来。

　　书稿在抽屉里睡了12年

　　“汤一介先生年过七十以后，一直想对家人和自己的经历做一些回顾，给世人留下一些真实鲜活的思想和史实。”已84岁高龄的汤一介夫人乐黛云介绍，汤一介利用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写成若干片段，《我们三代人》花费了3年时间，于2003年搁笔。

　　乐黛云回忆，“这本书原本是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写的，他把书稿寄给出版社，但被他们退了回来，说有20多处地方比较敏感，不能出版。”汤一介不愿违心屈从，没有做任何修改，书稿只得束之高阁，在抽屉一睡就睡了12年。直到今年，乐黛云收拾房间，才发现了这部尘封已久的书稿。

　　《我们三代人》得以出版，说起来也是秉承汤一介生前的遗志。什刹海书院秘书长吴安春说，汤一介生前开创了以结合儒释道三家之力传承中国文化为宗旨的什刹海书院，书院秉承他的遗志，开启了编纂《什刹海书院导师口述史丛书》。今年以来，继《爱新觉罗·启骧口述自传》出版之后，《我们三代人》也随即提上日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术分社社长郭银星负责这部书稿的策划和编辑，“书稿是打印稿，汤先生不会用电脑，助手按汤先生手写稿打字，汤先生再校订。”即便这样，这份打印稿和原件还是有出入，编辑过程中，所要做的大量工作就是与原件进行核对。

　　尤其一些细节更是反复仔细地校对，比如《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汤霖“自题”》是汤霖所写，汤氏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正出自该文，这篇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但郭银星说，网上文字错讹不少，此次是依乐黛云所藏原文，逐字一一对照，修正了不少错误。

　　对于真相，从来不回避

　　“在书里，汤一介写了各种各样的真相，一点儿也不回避，不隐瞒。”乐黛云说，他以不偏不倚的近于中性的忠厚立场记载许多与他同时的人物、事件和场景。

　　乐黛云始终不会忘记，在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汤一介曾对她说，他要写参加“梁效”那一段，他认为那是他一生的污点，不能不写。

　　所谓“梁效”，即“两校”的谐音，就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关于这一事件，乐黛云奉劝汤一介别写了，她认为那段历史始终没有定论，没有必要去触碰。但乐黛云后来发现，《我们三代人》中不仅有《我与“梁效”》这篇文章，而且写了至少一万多字。在书中，汤一介这样写道：“这事虽已过近三十年，但在我心中总是个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交代。”他还不断彻底地反思自己，“孟子可以说‘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我把中国知识分子这些可贵的美德全部都丢掉了。”

　　“我的子孙们怎么都变成了美国人？总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祖父和父亲，没有让孩子们保存我们的‘家风’。”汤一介没有回避后代变成美国人这个事实，他提到子女在美国生活很好，孙辈表现突出。但他同时也说道，自己和夫人没有移居国外，不仅不后悔，而且为之庆幸，“因为我们在国内多少可以为我们的人民做点事”。

　　但对于个人感情，他却笔墨减省，谈得并不多。坐在轮椅上的乐黛云说：“关于我，他写得很简略。”不过，汤一介提到了1956年乐黛云被打成“右派”一事，妻子留下八个月大的儿子汤双，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人去楼空。他抱起睡在小床上的儿子，在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走，满眼含着泪水。“那一段，他写得很动人。”乐黛云说。她的眼中此时也泛起了泪花。

　　批学术研究急功近利

　　《我们三代人》看起来是写三代读书人的故事，但在汤一介的弟子们看来，书中传达最多的还是老师的学术思想和报效国家的情怀，这些对当今学术界和学者而言，都值得珍视和传承。

　　汤一介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末进士，父亲汤用彤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是贯通中西的国学大师。在书中，汤一介提到祖父和父亲都时常诵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的情景，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对他影响至深。

　　郭银星认为，从字里行间，她能感觉到汤一介对父亲的学问、成就非常敬仰，他认为父亲是个伟大的学者。“在书里，汤一介写到了父亲对他的唯一一次责骂。”郭银星介绍，1957年春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在中华书局再版后，编辑曾找到汤一介，问是否可将《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汤一介原本想父亲身体很不好，书早些出版该是好事。谁知汤用彤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他认为那只是一个初稿，还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汤一介写父亲做学问的严谨，他更发出深深感叹，如今学术研究已日趋急功近利，“或以学术为做官之敲门砖，或以文章为谋利之本钱，使得今日相当多的学术著作成为应急的‘急就章’，败坏了学术风气。”他还批评道：现在当政者还希望出什么学术大师，岂不可笑之至也？

　　汤一介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杨浩已读过《我们三代人》样书，他认为，现在的学术研究越来越零碎化、微观化，不少国学研究者就不学外语、不研究西方哲学。而反观汤用彤那个时代的学者，学术研究视野宏大，到了汤一介这儿还有所继承，“汤先生认为学术研究要有中西宏大视野，他对西方哲学相当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有很精深的研究。他向来认为研究方法不能复古，不能走向对传统文化的纯粹迷信。”

　　汤一介弟子、中国文化书院秘书长苑天舒更有一番触动，“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尤其一些公知，是以解构、批判为己任。但汤先生不是，他始终坚持学术研究是建构的，而不是解构的。”苑天舒说，所以通过全书能看到他无处不在的爱国心，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文化，他舍不得破坏里面的东西，他也有批评，但他所有的指向都是希望这个国家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