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带来"上海舞男"故事 称不会为高产道歉

　　著名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近日做客思南读书会，她以《我的文学红舞鞋》为题，与读者分享了她独特的写作经历与人生感受。12岁成为成都军区的舞蹈演员，严歌苓的艺术之旅是从红舞鞋开始的。文学和舞蹈成了她生命的两个部分，她的小说主人公有许多都是舞者。严歌苓披露，她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也和舞蹈有关，书名就叫《上海舞男》。“为什么不是舞女？因为这个时代变了。”

　　当年理想就是跳独舞

　　少年时代，严歌苓的理想并不是当作家，而是跳独舞。“当年有团支书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说跳独舞。他说你怎么连共产主义都忘了。”然而严歌苓并没有实现这个最初的理想。“当我脱下了舞鞋的时候就跳独舞了，就是作家，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独舞到现在。”

　　活着是为了讲故事

　　穿上了文学红舞鞋的严歌苓，翩然起舞。她是个高产作家，《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等作品相继问世，不仅获得了国内外的多项大奖，还屡屡被改编成影视剧。有人质疑她写作速度太快，严歌苓的回答是：“我不会为我的高产道歉。”

　　“我是一个非常能够在生活中发现故事的人。我是一个聆听者，我很喜欢听人家讲故事，哪怕是在公共汽车上，在美国坐轮渡，听到人家相互之间讲，我都会抓到一两句很有意思的东西。我还有几个在美国的阔太太朋友，她们没事就跟我打电话抱怨怎么跟她们的老公斗，跟继子斗等等，我就一直听。我先生发现我听得很辛苦，因为通常她们电话打来时，我有时在炒菜有时在熨衣服，我先生就专门给我买了一个耳机。常常是一两个小时的废话，才能有一个很精彩的细节。”

　　严歌苓说自己特别擅长听故事。“我这只耳朵是非常有同情心的，所以我有很多的好故事，特别是在美国写这批移民的故事。比如说《少女小渔》、《红罗裙》、《约会》这些都是写美国移民的故事，是在聆听当中得到的灵感。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活着是为了讲故事，或者是为了讲故事而活着。讲故事其实是小说最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小说的产生是因为有故事，通过讲故事，我们发现了故事之外更深远的一些东西”。

　　严歌苓认为，一个小说家要善于发现故事，要很耐心、很同情听人家讲。现在为什么故事少了，我发现是每个人都在讲，很少去听人家讲，关注生活中的故事。”

　　《上海舞男》是听来的故事

　　谈到自己即将出版的最新作品《上海舞男》，严歌苓说“舞男”就是自己回国时听来的故事。“大概是2000年左右，台湾富婆到大陆与一些男舞师跳舞。这种关系发展出来以后，出现的不仅仅是舞师和舞伴的关系，派生出一种谁驾驭谁，有钱的驾驭没钱的，不再是男人来驾驭女人。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时代里，人们会思考男人能不能在两性关系上重新找对一个位置。”

　　为此，严歌苓数次去百乐门跳舞体验生活，听来了许多故事，他们都是《上海舞男》的原型。不过，严歌苓并不是有了故事就立刻把它们统统变成小说，她还在等待感觉的降临。

　　对她来说，最难的不是发现故事，不是去体验生活，而是等待文学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它像一种很淡很淡的气味，抓也抓不住，但是它来临的那一刹那，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严歌苓形容自己，“就像在厨房里煮菜的厨娘，有很多锅子在炉子上炖着，哪个好了就给哪个揭开锅盖，起锅上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