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国学向何处去?专家：国学需要潜沉务实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系和标示，振兴文化，继绝开新，也是社会发展所需。那么，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2015年之后，新的2016年，传统文化的振兴又会是什么样的？新春之际，本报采访了著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他说，“国学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是务实、深厚，因为国学的兴起最深厚的动机和需要在于一个民族的生命自觉。”

　　一个重要的节点

　　北京晨报：2015年，传统文化热度不减，和国学相关的大事件层出不穷，许多事件和现象影响深远，在您看来，这样的现象意味着什么？有哪些现象是引起您的重视？

　　陈明：这样的现象说明我们的社会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长期以来谈社会转型几乎不言而喻的就是在现代化理论语境里讲现代转型。我这里的深刻变化，则是指我们的国家社会在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之后，意识到所谓的转型并不是要转向某种想象的现代模式——当然并不排斥现代性，而是要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以及诉求这样一种内在性出发确立自己的目标，形成自己的方案稳步前行。这是一个过程，2015、2016则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政府、学界以及民间甚至国际上的种种现象或正或反都指向这一方向，既像是它的结果又像是它的原因。它的意义和内涵我觉得需要从历史哲学甚至天命的角度去感受理解。

　　北京晨报：有没有您认为影响特别深刻的事件或现象？

　　陈明：有几个与国学有关的事件值得一提：一是中华孔子学会改组换代。履新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的热情和理念，颇有承担，叫人想起张载概括的儒生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是深圳中华孔圣会的成立。前路坎坷可以预料，但愿天不丧斯文护佑它一路走好！三是《天府新论》组织的“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为——两岸新儒家会讲”。10年前就有人说儒学的发展重心已经由港台转移到了内地。李明辉不以为然，内地一些学院派也跟着唱衰。内地新儒学解释了自己在问题意识、话语方式和经典谱系等各个方面的独特面向并不是作为以唐牟徐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而是在对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这一近代中国最深刻的现实问题的思考的必然结果。它的思想基础在于对“五四”及其产生的革命叙事与启蒙规划的反思和超越，而它真正的对话对象乃是中国内地的两个派别。至于与其他儒学论述的张力其实仅属于第二层次内容，并不特别重要。

　　国学需要潜沉务实

　　北京晨报：传统文化受到重视的同时，不同意见和争论也一直存在，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学热还有过于功利、浮华等问题，这些意见或者问题您怎么看？

　　陈明：不同意见首先来自坚持革命叙事与启蒙规划的两个派别。这是无解也不必有解的诸神之神，三个传统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洞见。我觉得重要的是儒门在心态、观念和知识上做好与它们长期互动的准备。至于功利、浮华等问题随着事情的推进、社会的发展应该会好起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目前的活动或者是政府主导或商业推动，但最根本的一点即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内在的有机关系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本立而道生嘛。

　　北京晨报：2015年，国学发展很快，2016年是否会更快，会不会迎来新的高峰，假如有，您觉得会怎样表现？或者说有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明：快只是一个很外在的概念。国学发展最需要的不是快或高峰，而是要沉潜务实、深耕基层，因为国学兴起的根本动因在于民族生命的自觉，它需要确立自己的自我意识。这不只是一个传统的简单回归的问题，而是一个传统日新其德，找到其当代表达形式的问题。这需要与时代对话，与世界对话，需要对自己遇到的问题有所承诺、有所承担。近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旧的王朝旧的帝国瓦解崩溃后，如何建构起新的国家形态，如何在这个政治共同体内形成共识和认同的问题。从这样的目标定位出发，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其实是很低的，任重道远。有意思的是，中纪委网站去年连续刊登了家训、乡规民约方面的内容，与乡村儒学概念遥相呼应。“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只有把社会做厚了，核心价值观才能落实，国学之热才会有所附丽。

　　国学实践知易行难

　　北京晨报：社会或者新闻的热点，往往和事件性有关，但在学界，对于国学，传统文化的研究，当前比较大的成就，或者关注比较多的焦点在哪里？

　　陈明：国学、传统文化的研究热点，一个是新文献，一个是新观点。前者有清华竹简的整理披露，这是专门之学，不去讲它。思想观点则是康有为大热，以致大陆新儒家被称为新康有为主义。曾亦、唐文明、干春松、章永乐都有很不错的作品，《原道》今年还将邀左派右派和保守派的作者再做专题。因为康有为是从帝国转型，从疆域族群不分裂的前提下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问题，思考儒家在这一进程中该做什么如何去做。五四的时候我说李泽厚等是五四下的蛋，他回应说我是张之洞放的屁，挺机智，但不准确。二十年前我重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今天则关注康有为的“保教救国”，这是一种深化：张是在中西语境里思考文化问题，康则是在古今语境里思考政治问题——近代西方冲击下的帝国转型无疑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康有为问题没过时，康有为的思路也同样值得重视。

　　北京晨报：未来振兴国学的努力，要怎样和现代生活相融合，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是必须要做还未做的，有哪些改变是必须改变而未改的？

　　陈明：这个问题很好，也很大，可谓其言难知，其实易行，只要去做就能解决、就会找到答案。问题是要开头，要迈出第一步。

　　从尊重到体会文化

　　北京晨报：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热已经很多年，您认为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在哪里？改变了什么？又有哪些是您觉得依旧有遗憾，需要努力的？

　　陈明：最大的变化就是传统得到了较大的尊重，人们不再用封建落后去对它概括定性了。这是一种思想观念和心理情感上的重要改变。遗憾则是，文化的发展必须在生活生命里生根，而现在政府似乎还没有提供这样的政策空间，学界也没有这样去做的计划，社会自己也还没有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后回过神来去找寻灵魂。

　　北京晨报：很多人会有疑问，传统文化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又会给社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陈明：人的成长在穿衣吃饭之外，还需要知识满足理性，意义慰藉灵魂。国学之所以叫做国学，不仅是本国之学，还是对本国的历史、国家和国民具有特别意义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套关于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论述，并且得到广泛接受和信从。儒家正是这样的东西。当然，现代多元，各种论述并存，但儒教的地位或影响是首屈一指的。从社会层面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他把西方叫做基督教文明，中东叫做伊斯兰文明，中国叫儒教文明，就很说明问题。至于它能带来什么变化，有什么意义，先要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今天感觉到意义吗？称得上儒教文明吗？“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没错，可是不是也需要追问一下，人民信仰什么民族才会有希望。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陈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儒家学者，当代新儒家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