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囧途的民国春运:鲁迅自北京回绍兴乘4次火车

　　民国时代的火车站

　　编者按：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结束，在这规模巨大的周期性人流迁移中，飞机、火车、汽车，轻而易举地缩短了人们的旅程。而在交通网络还不甚发达的民国时期，冰心、鲁迅、沈从文等名士以及普通百姓的春运旅程是怎样的呢？

　　1947年的火车票

　　冰心的春运旅程

　　1929年12月18日，冰心离开北京，回上海法租界过年。

　　查万年历，那天是农历十一月十八，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干吗这么早就急着回家呢？

　　原因有三：

　　第一，民国政府废除旧历，推行新历，很多传统节日都被取消了，政府号召大家使用新历，告别旧历，把春节假期挪到元旦，过年时基本上不再放假，即使放假，最多只给两天假期。所以冰心要想跟父母团聚的话，只能赶在元旦前回去。

　　第二，跟现在相比，民国交通非常落后，现在短短几个小时的车程，那时候往往需要花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有可能。

　　第三，冰心接到了父亲的电报，得知母亲病重，她急于回家探望母亲。当然了，这条原因才是真正关键的原因——爹娘病重，儿女当然要回去，请假也要回去，如果非要等到过年，那还是人吗？

　　闲言少叙，我们且看冰心究竟是怎么回去的。

　　要搁到现在，从北京回上海就跟玩儿似的：可以开车，可以坐车，可以坐飞机，可以乘高铁，无论用哪种方式，路上都不至于耽搁很长时间吧？可是民国时代就难多喽！首先冰心没有买车，不可能自驾；其次两地之间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长江之上还没建大桥，汽车无法飞越天堑；想打飞的也不行哦，中国航空要到1935年才开始开通客运业务。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冰心能选择的比较靠谱的交通工具就剩火车了。

　　那时候，从北京到上海是有火车的，不过要分段乘坐：先从北京前门搭乘平津列车到天津，再换乘津浦列车到浦口，然后坐船过江，到对岸的南京火车站换乘京沪列车到上海。按照平日的正常速度，这一路上要花两天两夜——不仅仅是因为车速慢，主要是中途需要多次换车。

　　两天两夜确实很慢，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速度已经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最快纪录了。1922年6月，北大教授吴虞从北京去汉口，在火车上过了两天零一夜，他下车时居然感叹道：“两千四百六十里，此时即到，可谓神速矣！”可见他们是很容易满足的。

　　出发前一个星期，冰心就托朋友打探平津列车、津浦列车和京沪列车的时刻表，以便精确规划出行时间。打探的结果是：“津浦线被军方临时征用，此路不通！”怎么办？难道让我们伟大的冰心老师骑着马回上海吗？那得走到什么时候？

　　天无绝人之路，火车虽然不通了，却可以坐船，所以冰心又赶紧托朋友订了一张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

　　1929年12月18日晚上七点，冰心坐火车赶到天津。她在天津国民饭店休息了一夜，跟梁启超的女儿见了一面，第二天下午坐人力车去码头，顺利登上一艘直达上海的轮船。她老公吴文藻前来送行，见甲板上挤满了回家过年的学生、民工和小商贩，舱门外笑骂声、争吵声和叫卖声响成一片，不由得心疼地说：“爱，我恨不能跟了你去，这种地方岂是你受得了的！”冰心握住老公的手说：“不妨事，我原也是人类中之一。”意思是你别担心我，我虽然出身富贵、生活优裕（冰心的父亲是海军部副部长），但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林黛玉，其他乘客都能受得了，我凭什么受不了呢？

　　其实，冰心的老公未免过于矫情。要知道，冰心有钱，在船上订的是官舱，类似现在飞机上的头等舱、火车上的小包厢，放在那个时代，绝对属于普通老百姓做梦都不敢奢望的高级享受。老百姓图省钱，只能订统舱，几百个人挤到一起，孩子哭闹，大人吵架，油烟味儿和脚臭味儿铺天盖地，身旁不时传来呕吐和呻吟的声音，那才叫折磨呢！

　　不过冰心在官舱里也舒服不到哪儿去——船太慢了。她在19日下午两点半上船，等到夜里十点才开船，然后在22日晚上六点才抵达上海。冰心晕船了，对茶房送来的饭菜毫无胃口，用她自己的话说，在这段旅程中，“我已置身心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为什么只想睡觉？晕船呗，不舒服呗。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女作家，她说她坐高铁不耽误写稿子。如果把她放到民国，放到冰心乘坐的那艘船上，我相信她未必能写出一个字来，因为受时代和科技的限制，民国的轮船不可能比得上现在的高铁，它不可能像高铁那样舒适安静、方便快捷。

　　我们刚才说过，冰心是12月18日从北京出发的，结果在12月22日夜里才到上海，她在路上花了四天。如果津浦铁路没有被军方征用，如果她乘坐火车回家过年，是不是可以快一些呢？还真不一定。

　　民国乡民挤火车

　　1934年的客运轮船票

　　鲁迅的春运旅程

　　我们看看鲁迅在1919年回家过年的历程就知道了。

　　1919年公历年底，鲁迅在北京买下第一座四合院以后，回绍兴老家迎接母亲。

　　鲁迅在凌晨启程，雇人力车去北京前门车站，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当天下午抵达天津。

　　在天津换乘津浦列车，一天零一夜以后抵达浦口。

　　在浦口雇人力车来到码头，坐上轮渡，渡过长江，又雇人力车去南京火车站。

　　在南京火车站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一天以后抵达上海。

　　在上海找了家旅馆，睡了一夜，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车去车站，挤上去杭州的火车，中午抵达杭州。

　　在杭州找了家旅馆，一边休息，一边打电话订船票，又经过一天零一夜，终于把船票拿到手，然后又在旅馆等船。

　　一天以后，轮船开行的时间到了，鲁迅雇人力车去钱塘江码头，坐上了去绍兴的轮船，又过了整整一天，船只抵达绍兴。

　　鲁迅下船，雇轿，坐着轿回到绍兴老家。

　　这一路上，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光火车就乘了四次，全程花了将近一个星期！

　　从前看《鲁迅日记》，发现鲁迅自从1912年去北京工作以后，一直到1926年辞掉铁饭碗，当中只回过两次绍兴，很奇怪他为什么回去得如此稀少。后来我明白了：一是因为春节时很少放假（1918年以前，鲁迅供职的教育部从不在春节期间放假，后来才象征性地放假两天），二是因为回一趟家太累，太耗时。鲁迅从轮船上下来，为什么最后一段路程非要坐轿？就是因为一路上的颠簸使他受够了洋罪，需要坐坐轿子犒劳自己一下。当然，这里面恐也有“衣锦还乡”的意思，想向乡亲们证明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错。

　　不回家过年的民国人

　　更多的民国人则没有证明的机会。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教书的沈从文夫妇从不回老家过年。沈从文在给大哥写的信中说：“苦难处并不是别的，只是无那么一笔钱罢了，只怕路上用钱多，超过了我们的预算，回不来可不好！”

　　再往前追溯，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定居的郁达夫也从不回家过年，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旅途艰辛和路费太贵。曾有一年夏天，郁达夫一咬牙，从北京回了富阳老家，走到杭州就把路费用完了，不得不步行出城。

　　还有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北大教授吴虞，他在北京住了五年，每年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而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则远在成都老家。为什么他不回去跟家人团聚？因为回去一趟实在太难了，需要先坐火车到汉口，再从汉口坐轮船到宜昌，再从宜昌换小轮船到重庆，再从重庆雇船到嘉定，再从嘉定步行回成都。1922年夏天，吴虞鼓起勇气回了一趟老家，6月8日从北京出发，到7月3日才抵达成都，全程居然花了25天！这25天连船费带车费再加上饭钱和住旅馆的费用，总共用去两百块大洋！

　　两百块大洋是多少钱？郁达夫的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提到过，一个在上海卷烟厂上班的女工，全年不休息，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刨除伙食费，一个月只能挣到五块大洋，如果她想攒够从北京去成都的单程路费，得努力三年半。

　　2015年6月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民国小人物的日记，日记作者名叫颜滨，是在上海某五金店当职员的宁波青年。宁波离上海很近，每天都有小轮船往返于两地之间，但颜滨从来不回老家过年。第一，他的亲戚大多在上海谋生，过年时可以跟亲戚团聚；第二，他的父母已经亡故，老家只有继母和胞妹，他没有多少牵挂之情；第三，过年时船票会涨价，他不愿意花这份冤枉钱。身为小职员，他工资微薄，生活节俭，平日里为了省钱，能坐电车就不坐黄包车，有时连电车都不舍得坐，步行去亲戚家吃饭。

　　1923年2月23日，农历春节期间，《上海民国日报》刊发一篇《新年的烦恼》，作者是一位在上海谋生的绍兴青年，他说自己从来不回绍兴过年，只在年底往老家寄几块银元。原因无他，路费太贵，不如把钱省下来寄给父母。

　　1948年沪宁列车的头等车厢

　　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

　　针对农民工的春运救济

　　不过广大农民工并不愿意留在城里过年，因为很多人从事的是季节性工作，冬天如果太冷，工地会停工，工厂会停工，工钱自然也会停发，这时候如果还留在城市，只能坐吃山空，还不如揣着攒了一年的血汗钱返乡与妻儿团聚，待到来年开春再回城上工。

　　无论是否春运，民国时代的头等车和二等车都不会拥挤，因为太贵；只有三等车和四等车抢不到票，因为便宜。个别时候还会加挂敞篷车厢，没有车顶，非常便宜，专为民工和难民享用。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春运问题，民国铁路部门确确实实做了一些努力。

　　1933年夏天，北宁铁路局制定《中华国有铁路北宁、沈海、吉海各路联络运送移民之办法》，这里择要抄录如下：

　　每年自11月15日起至翌年1月15日止，由吉海线之烟筒山、吉林两站发售至北宁线之北平、天津、营口三站移民“还乡优待票”。在发售上述优待票期间，如有必要，北平、吉林间应即开行运送移民直通列车。移民减价优待票照普通三等票价减去七成，其眷属妇女六十岁以上之老人及四岁以上十二岁未满之小儿再照上项减半。

　　也就是说，在公历春节前后，从北方各地去“闯关东”的新移民若想返乡过年，可以按七折购买火车票，小孩和老人购票在七折优惠的基础上再打五折。

　　1934年冬天，沪杭铁路局专为从上海返乡的农民工加开了民工专车“小工车”，每天对发两次，票价照三等列车减半，并增加停靠站点，以便民工下车。

　　1936年春节，京沪铁路局针对上海“工厂林立、劳工众盛”的特殊情况，加开“劳工车”，并派工作人员去工厂里张贴和散发加开列车的时刻表。

　　与此同时，像同乡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也在帮助无钱买票的老乡，据1937年编印的《宁波旅杭同乡会会务概况》记载，在1936年冬天，宁波旅杭同乡会救济名单如下：

　　陈长元，慈溪人，流落杭州无力回乡，发给船票；孙兆祺，镇海人，来杭州找哥哥无着，发给船票；柴志鸿，慈溪人，患病，介绍医院为其诊治，后送还回乡；张仁才，鄞县人，在杭州失业，发给船票；阮王氏，鄞县人，寻子流落杭州，发给船票并给饭食；张事运，鄞县人，退伍流落，发给船票；华杏林，慈溪人，老太婆，双目不明，孤苦无依，发给船票，并请上海四明会所捐助之……

　　今天看起来，民国战火连绵，交通落后，但是通过铁路部门和民间组织的种种努力，我们仍能看到人性中从未泯灭的一抹亮色。（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