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新作:讲述逝水流年中的中国故事与人性

著名华裔作家张翎新作《流年物语》、《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出版——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孙珺

2016年初，著名华裔作家张翎再次推出长篇小说《流年物语》、中短篇小说集《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近日，两社联合主办的“头顶肩扛，绝境求生：逝水流年中的中国故事与人性”主题文学活动暨张翎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引发各界关注。张翎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长期居住在海外，对于当下中国“不能抓住当下的精髓、意义，写作状况是比较尴尬的”，但同时，她也认为，距离制造理性的审美空间，作家跟时代的关系，要像老夫老妻上街那样，不牵手却在彼此视野里。

《流年物语》：尝试“物语”全视角

长篇小说《流年物语》，讲述了大时代的流年中，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中国式家庭生活。小说以一座南方小城为中心，时间横跨50年，家国的风云变迁和命运的浮沉飘零，都在故事的推进中铺展开来。

创作的源头，竟然是来自张翎闺蜜的经历以及一桩多年前的风闻。闺蜜的父亲是一位南下干部，因为接二连三的“生活作风”问题，官职不断下降，全家被迫也不断搬家。“我女友从小就被母亲拽在身后，走街串巷地寻找那些容颜身份气质各异的女人，央求她们离开父亲。当我认识这位女友时，她已进入中年，博学睿智，对一切事物都有着独特的见解。我发现她长着一双能从茫茫人海里唰的一下跳出来揪住你的心的眼睛，那眼神深黑忧郁如同两口年代久远的井，从那里你几乎可以顷刻间揣测到她的童年伤痕。于是我就萌生出一丝朦胧的意愿：我想写一个被母亲不情愿地拽进成人世界的小女孩，和一个能以钢铁般意志管辖自己的上半身却永远败给了下半身的男人。”她说。

《流年物语》的另一个灵感，源于多年前的一桩风闻：一位身世显赫才华出众的女人，在某个疯狂年代里，成为了落难的公主。而一位正直敦厚同样才华出众的男人，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她和她全家的一切重负，多年里他为她倾献所有，后来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没有人对这个男人的品行有过一丝揣测和怀疑。而就在那个男人的葬礼上，出现了一位哀恸的陌生女人。妻子至此才恍然大悟，这些年里她男人的出差地点为何总是在同一个外地城市。“小说的构思在这里开始丰富起来，然而也就是在这里，我的思路几乎拐入了一个死胡同：我们还能信任我们的眼睛吗？假若眼见不再为实，那还能剩下什么可以被认为是真的东西？真实的对立面一定是谎言吗？它会不会是另一个版本的真实？”也因此，张翎不惜推翻了已经写了10万字的稿子，重新选择视角，采用“物语”的方式：在每一个章节引入了一件与主人公密切相关的物件（比如手表、钱包、在屋檐下筑巢的麻雀，在床底下窃听的老鼠等），由它来承担一个“全知者”的叙述者身份。

《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

生死瞬间的人性纠葛

张翎最新中篇小说集《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收录了最新力作《死着》，以及另三部获得多项文学奖的重要代表作《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余震》、《雁过藻溪》。四部小说皆把人逼到生活的死角：有生者面对将死者的扭曲心结，有隐私分享于集体中的进退挣扎，有死别变成生离后的怨念与自赎，也有对故国家园半个世纪历史变迁中人际风情的反思。每个人站起来千姿百态，姿态之后却是一样向死而生的挣扎。

其中，张翎在《死着》中，设计了一个盲人形象——茶妹。她是面对生死问题时唯一的智者。而张翎的《余震》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是“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此次写作《死着》，张翎把生死瞬间的人性纠葛书写得更加错综复杂，几乎把每个人的人性都逼到死角。

小说大部分的文化营养

来自童年时故土的记忆

对话张翎——

小说大部分的文化营养

来自童年时故土的记忆

广州日报：疼痛是您写作的一个主题，为何呢？

张翎：我是1986年出国的，在海外跟海内居住时间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但这一半和那一半尽管时间上相等，重量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成年之后居住在哪里，在哪里写作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童年和青少年居住在哪里，哪一段记忆对他人生产生的印记最深。我小说大部分的文化营养来自我童年时故土的记忆。《流年物语》是关于贫穷的一个故事。我把贫穷也想成是一种疼痛，但是贫穷不是普通的疼痛，普通的疼痛是好了就忘了。我嫂子生孩子生了三天生不下来，她出产房第一句话就说：“太疼我再也不生了。”可过几年又大着肚子，这就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贫穷早已消失了，但这个疼痛还是存在。

广州日报：海外生活对您当下的写作而言，有何利弊？

张翎：海外生活对语言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绝对是毁坏。毁坏首先在于，我跟读者市场是阻隔的，我和出版市场是阻隔的，我对中国当下是阻隔的。无论我回来多少次，我永远也很难混个脸熟，因为我不在圈子里；再一重困难是没有根的感觉。我能够汲取的文化营养只能是童年、故土等这些离我比较遥远的东西，这对我是相当不利的事情。但又不可能都是完全不利，有利之处在于，距离制造理性的审美空间。作家跟时代的关系，不能太近，最好的感觉就是像老夫妻上街那样，不会牵着手并着肩，他们一前一后，但都在彼此视野里。

这些年由于我长期居住在海外，总的来说我是个过客，我对当下的中国不十分了解，不能抓住当下的精髓，意义，写作状况是比较尴尬的。但写当下小说的时候，我希望局外人的看法能够让你们吃一惊。

广州日报：您会参与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工作吗？

张翎：我写完小说最后一个字，就已经完全切割了，我“女儿”嫁了，接下来是婆家的事。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小说是我自己唯一认为有自信做好的事，除此之外我是非常无能的人。电影是另外一个行当，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