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谈“老头儿”汪曾祺轶事：他的轻狂被我们给压抑了

　　《汪曾祺小说全编》

　　作者：汪曾祺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5月

　　“老头儿”汪曾祺在家创作。

　　自从201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宣布启动编辑《汪曾祺全集》以来，很多读者都关心这部全集何时能编完，还有不少汪老的铁杆粉丝跑到人文社微博、微信上留言督促。前几天在京举行的《汪曾祺小说全编》的新书分享会上，人文社副社长李春凯给出了答案，预计2017年年底出版。

　　汪老被称为“中国当代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在家里却没什么地位，老受“挤对”。据儿子汪朗回忆，“他有时会说，你们对我客气点儿，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人。我们家人就说，老头儿，你别臭美了。”女儿汪明说：“他的轻狂都被我们给压抑了。”

　　关于《小说全编》

　　增补《除岁》等27篇小说

　　这部三卷本《汪曾祺小说全编》就是全集的前期成果，共收录了汪曾祺一生创作的180余篇小说。相比1998年的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增加了《翠子》《除岁》《灯下》等27篇小说。据李春凯介绍，新增的小说有近年来学者发现并提供的，也有汪老家属找到的，像《葡萄上的轻粉》《锁匠之死》《八宝辣酱》是在一校、二校时才发现的。

　　全集中的小说以汪曾祺的创作时间排序，每一篇末尾都标明了原载报刊、收入集子，以及笔名、内容改动等版本。为了找到可靠的底本，编辑们走遍全国各大图书馆，有时为了小说中的一个字就得费不少功夫。

　　小说《侯银匠》中，有一句“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尽管历来版本都是“吃焖饭”，但编辑总觉得不太对，通过扫描原稿发现“焖”字应该是“烂”字。汪曾祺的手稿常是繁简夹杂，原本是繁体的“爛”，他把右边的“门”字给简化了。另外，从上下文关系看，“硬”“软”描述的都是米饭的软硬程度，“烂”字也更为贴切。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说，这些小说的整理工作把责任编辑郭娟都“摧残”得不成样子了，五年间像是换了一个人。对于读者关心的全集何时能出版的问题，李春凯说：“今年4月份《全集》的最后一部分‘书信稿’已进入了编辑程序，整部《全集》争取在明年年底出版。”

　　子女谈“老头儿”轶事

　　汪朝：他在我们家非常没地位

　　现在回忆起父亲来，女儿汪朝最奇怪的是“老头儿”从哪挤出来这么多时间。“他写作时间都是安排在上午，还得负责我们家两顿饭，还得去买菜，中间他还得出去背着我妈妈偷喝点小酒，所以他能写出《安乐居》。中午他还要睡午觉，还要接待很多编辑的约稿，但是他每天都是一种非常悠然自得的情绪，并且他还能写字、画画，非常充实，你不觉得他有一点点紧张。”

　　聊到汪曾祺在家的情景，汪朝说：“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的，我们这些子女全都欺负他，孙辈也欺负他，我妈妈完全也不拿他当回事，但是他乐在其中。他每篇东西都让我们看，而且很认真地听取我们的批评意见，虽然我们水平都很有限，但是我们对他毫不客气。他有时候喝点酒会说，我的东西会流传下去的。我们就说，行了吧你。”

　　汪朝觉得父亲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狂气的，但是在家真的是没有发挥的地方，“他也就喝点酒瞎说两句，说他在文学史上会留下一笔的，我们都笑他，没拿他当回事。但是，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有这么一个父亲是非常幸福的。我跟我的孙女说，我爸爸一辈子没有给我一次难看的脸色看。我那个孙女经常被她爸爸打，然后她就说，我也想有这么一个爸爸。”

　　汪朗：老头儿曾被沈从文“教训”

　　汪朗是汪曾祺的长子，他跟父亲一样喜欢美食，近几年还出版了一本美食散文集《刁嘴》。尽管也做些文字工作，不过汪朗觉得父亲几个子女不是干文学的料，汪朗说：“他眼光比较‘毒’，他对我们看不上，也不好过分地表露。但是他对其它人有过评价，说某个人写了半天根本就不上道，说‘他不是磕这棵树的虫’。他不能说我们不是磕这棵树的虫，那不是破坏家庭关系吗？”

　　小说《葡萄上的轻粉》是汪朗最后找到交给出版社的，“父亲曾经回忆说，他写过一个纯粹对话的小说，两个人都显得很高深。最后，他的老师沈从文说，你这个写的不是小说，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老头在打架。从此以后，他才知道对话不能这么写，不能在这儿显示自己的学识，卖弄聪明。当时他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被他老师一棒子打回去，他就老实了，以后就比较规矩一点了。”

　　提到“老头儿”在家老受挤对，汪朗也说：“他有时会说，你们对我客气点儿，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人。我们家人就说，老头儿，你别臭美了。然后他就跑进屋了，一会儿又出来了。”汪曾祺的另一位女儿汪明说：“幸亏在家里这种环境下，他的轻狂都被我们给压抑了。”

　　评论

　　今天如何看待汪曾祺的小说？

　　在汪曾祺小说中，高邮、西南联大、农科所、京剧院，是经常出现的四大背景。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1920年他在那里出生，那里的风物人情是他小说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质；上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现代的、世界的眼光以及文学写作技艺。

　　上世纪50年代末，汪曾祺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到农科所，在那里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文革”中，他被调去参加“样板戏”《沙家浜》的创作。后来他的写作总是与政治喧嚣保持距离，却与日常生活、民间风习、悠远传统关系密切。

　　文学评论家王干与汪曾祺是老乡，他在上世纪末就经常去汪老家拜访。他觉得一个作家的地位，不是领导、评论家、史学家来定义，而是读者、老百姓说了算。“一个作家生前作品多、名声高，不一定是伟大的作家。伟大作家往往在他去世之后，人们还在出版他的书，购买他的书，还在谈论他。据我所知，汪先生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出版比他生前出版的还要多。”

　　王干用四个“打通”来看待汪曾祺的文学成就，“汪先生打通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让我们当代文学传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另外，他把白话文和中国的古典文学打通了，他写的是白话文，但是他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有唐诗、宋词的韵味。汪先生还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打通了，他早期小说是现代派的，写得非常时尚，写得非常酷。后来他注重的不是外国小说的形式，而是把人的关注和悲悯当做小说的灵魂。汪先生还有一个打通，就是把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打通了，他曾在赵树理先生主编的《说说唱唱》当编辑，后来下放到乡下去，接触了大量的民间文学。”

　　京华时报记者 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