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峰：人生退一步 艺术进一步

　　▲《师父》电影海报

　　▼《箭士柳白猿》电影海报

　　徐浩峰在《师父》新闻发布会上手持八斩刀侃侃而谈其功夫情节。

　　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喻若然

　　最近半年以来，徐浩峰一直处于电影圈的话题中心，媒体曝光率极高。去年底，他凭借《师父》拿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今年3月又上了新片《箭士柳白猿》，接着马不停蹄地宣布了《刀背藏身》和《天涯明月刀》的新片计划。4月，《师父》入围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并最终斩获最佳男配角。渐渐地，人们已经不再称他为“《一代宗师》编剧”、“《道士下山》原著作者”。作为电影导演，徐浩峰渐趋自成一派。

　　我们约在宣武门一家咖啡馆见面。他迟到了一会儿，进来以后，忙向我和同事道歉。他有着典型北方男人的块头，却长了一张读书人的脸，白胖的面庞上架着细边眼镜。相术上说，这是男生女相，武人文相，主富贵。但他的运途却起步很晚，毕业后几乎在家宅了8年。不知是否因长期的书斋生活，他显得儒雅而羞涩，开玩笑时，总是自己先莞尔，露出男童般的稚拙神气。他的语速平缓，不疾不徐，声音低沉浑厚，几乎能感到胸腔的有力振动。聊了两个多小时，他没有抽烟，也没有要求去吸烟区，离开时，礼貌地主动鞠躬告辞。一言一行，皆如旧式文人。

　　退而求其次的人生

　　徐浩峰出生于老北京显赫一时的书香门第。他的二姥爷李仲轩是形意拳大师的传人，中华武术最后辉煌的见证者；姥爷的祖父是清代著名武将王燮，王燮的弟弟则是“百日维新”的参与者、著名语音学家王照；再远一些的祖先，是鸦片战争中的武将英烈王锡朋。一门几代文武英杰，名士风流。纪实文学《逝去的武林》续篇《高术莫用》一书，曾对王家各代传奇人物做过详细介绍。但民国以后，他家几乎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从小就听家里人说：我们家已经落魄了一百年了。”他慢悠悠地说。书写民国武林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情结。他其实是讲老辈的规矩如何走向崩坏。“不是一种武器取代了另一种武器，而是一种道德取代了另一种道德，才会发生某一个阶层的毁灭。”

　　尽管家道中落，官宦世家的士大夫情结却连同清高矜持的气质一起，在他身上延续下来。大学时代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一度是学生领袖，带领同学们高谈阔论中国电影的未来。然而，当同班同学贾樟柯享誉世界影坛时，他却赋闲在家读书写作。“跟人谈投资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很傻，太羞愧了，干不了这事。”谈及此，仿佛情景重现般，他脸上浮现出一丝赧然。

　　几乎所有徐浩峰小说都在谈“以退为进”的生存哲学，他也屡屡将此明示。在《道士下山》癸巳年修订本自序中，他写道：“人生有退处，退一步，海阔天空。容许人逃身逃心，才是成熟社会。”短篇小说集《刀背藏身》序言：“刀法是防御技”，“武侠小说是一棱刀背，幸好，有此藏身处。”《大日坛城》讲“失位者争先”的艺术：“让人杀尽自己的一块棋，换取在他方的主动权。”影评集《刀与星辰》后记里的最后一句话更是抚慰了不少文艺青年：“别急着学什么，别急着当个能人，青春本就是用来浪费的。选择做个挣不到钱的人，选择过狼狈一些的生活……总有人来相依为命，总有急中生智的一天。”

　　《道士下山》写于2007年，那时他并未发现自己在写逃亡，要到6年后，他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能选择。采访中，他谈到了那个转折性事件。

　　2013年某日，他和弟弟到外地旅游，途经一处偏僻小庙。庙里除了佛像，还供奉了一些宋朝禅宗和尚的木雕。正好赶上下班时间，寺庙要关门了，他俩说再看一眼就走，然后，猝不及防地，两人瞥见一个木雕，模样几乎和二姥爷李仲轩完全一样。

　　对徐氏兄弟而言，李仲轩不仅是亲人，更是武学启蒙老师，甚至近乎早期精神导师。徐浩峰的第一本出版著作《逝去的武林》，就是李仲轩的口述史。“大众认可了他，于是间接认了我。我后来可以陆续出书，其实是沾二姥爷的光。”徐浩峰如是认为。但老人于2004年驾鹤西去，没来得及享用身后的盛名。对此，他耿耿于怀了很多年，感叹“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老天给他的回报却如此之少”。

　　瞥见雕像的那一刻，他哭了。虽然他心里清楚，长得相像的人很多，佛教雕像更是能总结中国人的典型相貌，但是那雕像身穿的宋朝禅宗僧袍戴着软帽，看上去有点像现在的连体帽卫衣，让木雕栩栩如生，仿若老人在世。弟弟也愣住了，没哭，但站在佛像前不走，耽误了很长时间，最后在哥哥的呵斥和寺庙管理人员的催促之下才离开。兄弟俩后来再没交流这件事，“都觉得太难过了。”

　　正是这件意外的小事，让徐浩峰终于释怀。他感觉老天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回报二姥爷，于是宽慰自己，“人间除了直接享受十全十美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生存方式。”他说，“人生很多时候就是得自我欺骗。”这个理性上不成立的结论，却在他心里默默成立了。

　　当导演是徐浩峰青年时代立下的志向，但面对残酷艰难的现实，当年那位内向矜持、不擅交际的青年选择退一步，先写小说，曲线救国。幸好，他熬住了，大器晚成。

　　他的作品基本遵循着这样的脉络：礼崩乐坏的民国时期，恪守传统的主人公出现，企图恢复或坚持“规矩”，但“规矩”已失去与之相契的社会制度，最终只落得退而求其次的结局。然而，他们失位而不失势，依然保持高贵的人格。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历程亦是徐浩峰的夫子自道。当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大多失效，这个“老派人”便通过说史、编故事来缅怀、陪伴失落的文化，甘愿做个失落的人，过着退而求其次的人生。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艺术

　　人生后退一步，艺术却更进一步，把自己逼到死角，反而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徐氏哲学的另一面。

　　与其温良恭俭让的处事风格截然相反，徐浩峰的艺术作品，尤其是电影，风格堪称激进。处女作《倭寇的踪迹》从观念到手法均完全颠覆传统武侠片路数，充满实战技法及冷兵器展示，且不乏超现实的冷幽默；快速摇移的镜头也考验着大众的观影习惯。第二部影片《箭士柳白猿》于2012年拍竣，当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的首场观影，笔者恰好在场，犹记得大学生们爆发出的阵阵哄笑，让女主演当场红了眼圈。这部电影一直“冷藏”到今年3月才上映，其间，徐浩峰凭借《一代宗师》拿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编剧，不久前又凭借《师父》拿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而《师父》作为三部影片中最大众化的一部，也只是把故事讲得更通俗而已，艺术观念丝毫未见妥协。

　　他在武侠电影最式微时拍武侠，在“规矩”最没落的时候讲“规矩”。徐浩峰为自己前无古人的风格创造了“武行片”这个类型名词，“我想从职业角色的角度写武林人士”。正如那个手持倭刀挑战四大门派的卫兵（《倭寇的踪迹》），和誓要在武馆林立的天津打出一片天的广东人陈识（《师父》），徐浩峰从边缘挑战主流，大有开宗立派，自成一家的野心。谈到对风格不适的质疑，他毫不在意：“看多了就习惯了。”

　　他的小说，语言是白话文，语感却是文言文，简洁如电报，绕过民国后的翻译腔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汇报腔，直通“史笔”风格，夹叙夹议。他坦言此举是为了“避免抒情”，“我对民国以后高八度抒情的方式不太适应。”而他也远不止想讲个好看的武侠故事，时常在书中谈古论今，品评琴棋书画，兼议儒释道。有别于普遍西化的现当代知识分子，他传统文化学养深厚，常常用书法解释琴理，以拳理解释棋道，甚至以中医理论解读电影。它们让一部分人拍案叫绝，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采访中，徐浩峰极少谈及个人生活，往往刚碰到边，便下意识地转移重心，饶有兴致地与记者聊起了相关的传统文化。他解释道，“我是属于观察和收集型的人，自我意识比较淡。”

　　成名之后唯一的变化，是身边熟人突然另眼相看。某日他走进楼下的小卖部，他在该店已有七八年的购物史。不料小卖部老板关切地问道：“您最近特别忙吧？”原来是在电视上看见他了。他愣了一下，为自己尚买不起远离人群的郊区别墅稍感遗憾，继而答曰：“看见啦？别跟别人说啊。”言毕，他脸上再次露出男童般的稚拙笑容。

　　对话徐浩峰

　　在当代，诉说道德会成为新的文艺思潮

　　祖先遇过难的家庭，不要求孩子扬名立万

　　笔者：你在书斋里半隐居了8年。如果李仲轩先生不找你帮他写回忆录的话，你会安于一直做社会闲人吗？

　　徐浩峰：我从小见的都是落魄的人。我母亲家是大家族，我姥爷有很多堂兄弟。有的时候说“六爷”，那排行可不是第六，可能是三十六。我小时候，我妈带着我拜访各种“爷”，有时候是这个“爷”住在另一个“爷”家里，就是这个“爷”发展得不好，落魄之后就放弃了，年轻时候住爸妈家，老了以后住到兄弟家，在兄弟家终老。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很奇怪，但在老一辈是很自然的事。它有这样一个民间制度。

　　住兄弟家的习俗通常是这样：这人一般带着五十块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五千块钱，其实就是第一个月饭费，到兄弟家，说：“我也老了，这个送给你，以后我就在东屋住了。”然后直接住下，以后就不交钱了。作为接受的这一方，拿着钱一定要稍微推辞一下，说：“不用给钱，你随便，不就是多双筷子吗？”如果实在是这个人招你讨厌，或者说自己经济困难，拒绝也很简单，也是一句话：“咱们都老了，还是跟着各自的儿女过好。”如果对方没有儿女，孤寡一生，就说：“咱们都老了，我这边还有儿女，要不你去问问谁，或者你再去问问谁。”提的也是堂兄弟，这就行了。

　　笔者：你家人对你当时的状态也很接纳，没有强迫你出人头地？

　　徐浩峰：是的。因为我们家落魄的人太多了。从小家里的老人都跟我说：“咱们家已经落魄了一百多年了。咱们不如××家，他们家现在还有人。咱们从你太姥爷那代就落魄了。”“有人”就指的是兴旺发达。我们整个家族对落魄的状态比较理解。落魄百年，大家也总结出来一些生存之道。

　　祖先遇过难，对子孙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个家庭不要求孩子扬名立万，因为他受过扬名立万的苦。我母亲的祖辈人，有的被人追杀，有的死无全尸，有的被暗杀，还有人被处死。一般家庭的孩子，如果他不善于人际交往，父母一定要把他反社会的人格调教过来，这样他才能有正常的人生。但在我姥爷家没有这个。一个孩子格格不入，有逆社会的倾向，他们顶多说一句：“这孩子像我。”这事就完了。

　　他们其实始终是拿小孩出生的那个状态去看待人。我经常听见老一辈人见到自己儿孙的那种感慨：婴儿一抱到怀里，什么让孩子建功立业这些想法都没了，唯一想的就是让他平平安安。你会很感动，果然是见到下一代，他们自己也开悟了，但是可别相信这个。等孩子一上小学，他们的心态就全变了：你怎么那么笨，你将来怎么办？

　　但是旧社会基本都是我们家这样的。因为旧时代是长子继承制，为了防止上一代积累财富，下一代哥儿几个一分家，你这家就败了。所以旧时代都是长子基本拿到遗产的80%，剩下20%是由父亲的夫人和其他兄弟去分。长子一定是夫人生的，所以等于90%都归长子和夫人了，剩下10%是其他所有人分。以前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所以说养成一个世俗习惯，如果长子稍微仁义一点，就会说“我做主了，咱们不分家，下一代再分家，大家还是按平均制生活。”

　　但是如果说要发展，要分家，其他人过得不好，就有权利到长子家里，要求住那儿。后来中国人因为战乱，因为土地改革，没有了旧有的生存环境，但这种习俗就在民间遗留下来了。其实长子他们家也不富裕，但是其他兄弟只要生活不好，就理直气壮地回来。因为当初分家你都得大份。后来变成了一个惯例了，就是你没得大份，我也有权利过来住。

　　想与古龙进行“技痒”式对话

　　笔者：最近你有两部电影计划公开，《刀背藏身》和《天涯明月刀》。前者还是您自己的小说改编，这比较好理解，因为您是作者导演。但是后者是古龙小说改编的网游，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商业的项目。

　　徐浩峰：古龙对我们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影响非常大。他经典的十几部作品我全看过。

　　我们70年代的孩子正好赶上街头暴力的尾巴。初中的时候北京街头打群架，我是有记忆的。古龙小说里有街头打斗的印记，这是他最大的特色。拍古龙的电影，感觉像是跟古龙进行一次“技痒”式的对话。这个游戏版权在腾讯影业手里，他们找我，我就跟他们合作了。

　　朱天文曾经说，她过了40岁以后重新看张爱玲早年的作品，能看到以前不可能看出来的一些技巧，哪些地方是张爱玲凭借才华掩盖了她对某些生活实情的不了解。因为她作为一名作家，活到比当年的张爱玲岁数还大以后，不仅阅历多了，自己的技巧也成熟了。我对于古龙的心态也是如此。

　　笔者：古龙和你的风格都很鲜明，改编起来，谁会向谁臣服？

　　徐浩峰：以画家来举例，即使是毕加索这样的大画家，在他自己的绘画生涯里面，也会留下对前辈画家的模仿之作，比如安格尔、委拉斯凯支。中国的文人画也有类似传统。仿作是艺术家的传统，而不是个体行为。

　　如果我来拍古龙电影，我一定尊重古龙，但是会以我多年对武侠文化的积累，去对古龙进行复原。我按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方式拍古龙先生的小说。传统文人画里，当你仿范宽、仿王羲之的时候，是不允许个人耍宝的。我也不会拿古龙来耍宝。

　　诉说道德将成为新的文艺思潮

　　笔者：阅读您小说的时候，会感觉语言风格很像剧本，文字很简洁。比如描述一个人离开，就用“匆匆退下”四个字交代完毕。你是怎样形成这种语言风格的？

　　徐浩峰：我们的很多小说是用抒情散文的方式在写，这可能是受当时民国翻译体的影响。因为西方文字讲究逻辑性，为了信息清晰，要方方面面都说完。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就会觉得太啰嗦了。为了让这个信息在中文里阅读顺畅，只能再多写一点，把它变得抒情。

　　真正的中国古典文学很简洁，抒情的地方并不多，前面都在交代信息，最后留一点空白抒情。民国以后的中国文学通篇抒情的情况是历史上很罕见的，我对这个不太适应，所以就形成现在这种文字，类似“史笔”，简洁明确，抒情不多，通常藏在一个动作描述里。太直白就不动人了。

　　民国是受俄罗斯诗歌影响比较大，好像文学就一定是高八度的抒情，高尔基的《海鸥》，《海燕》，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都是高八度的抒情。这诗是读出来还是唱出来，用词不太一样。我希望我写的是适合于阅读的小说。

　　笔者：你是作者导演。但无论你自己还是公众，都会认为《师父》是你三部电影中最大众化的。你为什么要选择变得大众？

　　徐浩峰：因为跟大众交流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没有技巧地跟大众交流才是不好的。我做大众电影，是希望符合电影史上大众电影的规律。

　　大众电影真正规律，就是道德、信念、阴谋。

　　笔者：这几年你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你提到，这个现象和当下的社会思潮有关系，因为大家对旧人旧事开始重新感兴趣了。你认为这波思潮会是新一轮“文艺复兴”的开端吗？

　　徐浩峰：我们这一代做大众电影和大众文学的人，势必会成为文学史和电影史上最讲道德的一群人。因为中国电影史和新文学是以反道德起家的。反了一百年之后，中国社会陷入巨大的道德迷茫，我们现在还不断地在吃道德迷茫的苦头。道德是利益的底线，一旦突破这个底线，就会产生暴力。我们现在经常会遭遇很多歇斯底里的事，一些突发性的暴力，因为别人没有底线的意识，或者他是不断试探你的底线，来完成自己的利益。从清朝末年开始，我们以反道德作为文艺思潮。但在当代，诉说道德会成为新的文艺思潮。

　　以前的商业讲究的是童叟无欺。现在好多影视作品，掀新娘的红盖头，都是拿手来掀。以前掀新娘的红盖头，是拿秤杆来掀。因为秤杆上面一共有16颗星标，7颗代表北斗七星，6颗代表南斗六星，还有3颗代表福禄寿三星。为什么以前中国人做生意害怕缺斤短两？因为秤杆上有16颗星宿，你去欺骗别人，就是直接损自己的阴德。拿秤杆给新娘掀盖头，是你得凭着16颗星宿，才能看见新娘的脸。秤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神器，很尊贵。

　　现在一说商业，都是以缺斤短两，挣昧心钱作为潮流。你老实的话，会被骂没本事挣不着钱。你去讲道理是没用的。但是如果你写一个故事，拍一部电影，把这种文化落实在“秤杆掀红盖头”，大众得到这个形象，他就能参照自己的生活。我就想做点这种事情，给年轻人看看“秤”。这是电影的好处，它的形象对人感染非常大。

　　今后我还要再做几部大众电影，因为现在做大众电影是我研究的课题。我要把我对大众电影的研究用来拍电影，而不是说我活不下去了，要拍商业片挣钱。

　　笔者：对你来讲，拍电影似乎跟挣钱关系不大。

　　徐浩峰：拍电影很难挣到钱。你拍电影还想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