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张家大弟的书信“唱酬”

沈龙朱画的父亲沈从文

1946年，沈从文先生与张宗和先生合影。据沈从文之子龙朱先生介绍，宗和大舅与沈从文的照片是1946年夏天在上海（或苏州）所拍摄。沈从文只有那年一直穿着白大褂。那时的亲友，男士中只有他穿大褂，对他来说，那件夏装已经是非常时髦的了！

■王道

“我在十年，即近于和绝大多数旧熟人隔绝状态下。长年不离库房和陈列室，即至熟如郑振铎，只因为是‘顶头上司’首长，便不往来。馆中同事廿年，还有不少不知姓名。卞诗人等亦少过从，老同行统无关系。正因此，在这次大动荡中，老舍、冰心、巴金……等等所受不同等折磨折腾，均不至于上身。一半出于幸运，一半出于被保护，其所以能得此‘幸运’或‘保护’，不争权，不出名，大有关系。”这是作家沈从文1973年6月10日写给张宗和的信文。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沈从文曾多次与张宗和书信来往，其中不乏肺腑之言，当然更多的则是他对时局的困惑，以及对文化事业的担忧。张宗和是谁？沈从文为何在特殊时期多次与他说说心里话？

特殊时期，沈从文密集致信张家大弟

张宗和，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大弟。合肥张家有四女六子，张宗和身为长子，从小受四个姐姐的影响，诗书曲皆通。1932年张宗和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北平就学期间，与四姐充和参加了俞平伯组织的昆曲社团谷音社，在昆曲界有“小罗汉”雅称，毕业后投身教育事业，抗战时辗转多地任教，抗战后放弃优越的家族办学工作环境，主动到贵州任教，自称要做“一世祖”，一直到1977年病逝。

在张宗和遗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有一张四人合影，分别为张充和、张宗和、沈从文、张兆和，四人身着棉衣，在清华大学校园的溜冰场里，各自踩着冰刀立定，身边还有来往的溜冰人。显然这是张宗和在北平上大学时的场景。还有几张沈从文与张宗和的合影，表情随和，相谈融洽，可见二人早期交往的投机。

纵观张宗和坎坷的大半生，从未远离过文学和昆曲。从小张宗和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并主动承担起了家庭杂志《水》的编撰工作，少年时就与几个姐姐和诗，到了青年时期更是文气奋发，偷偷从高中课堂溜出去报名参加抗日军（1931年）去了。抗战时期，遭遇生活的变故，以及父亲、妻子的病逝，促使张宗和一直都用笔分解痛楚，他写下了大量的日志、书信、小说、散文等，后来他还把自传体小说寄给了在《人民文学》杂志担任编辑的三姐兆和，期待得到三哥沈从文和三姐的指点。在宗和病逝后，兆和、充和也曾多次致信巴金，希望大弟宗和的文学自述能够得到出版。欣慰的是，《秋灯忆语》终于201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他的昆曲事业，除了在西南边陲默默培养出了一批曲友外，还留下了一批颇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戏曲手稿，他的昆曲曾得到西南联大诸多教授和学生的追捧，譬如汪曾祺就曾撰文大赞。

对文学的热衷，对历史的教学和研究，无疑使得张宗和与沈从文意趣相投。

在沈从文给张宗和的信中自然少不了谈文学。“北京今年数月来无雨雪，华北旱象令人忧心。……这里也有了点春天气息，公园中人如赶街子，无一熟人，从文在人众中走去，有举目无亲感，在这种情形下读旧诗，如曹植、陶潜、杜甫等作，即仿佛有较深一层了解，为过去所未曾有。（1965年3月20日）”

“要‘退休’，倒可以考虑，因为近廿年工作放弃后，至少还可写个五十万字回忆录，把身预其事的近五十年文学运动得失，及个人工作关系，友好接触关系，用一个大学生能接受的方式写出，必远比有成见又无知识的教授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有意义，有内容，也有趣味得多！但未必能出版。”

“也还有这么一种可能，即在正式的受邀请情形下，来攻关，写一两本崭新的短篇小说，试试送到国外去看看，肯定用不着什么宣传，在日本或其他不少国家，都会得到好评的，……但在本国，则是否能出版？还不可知？……但作家中绝大部分，却还在乡下劳动改造。……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在这里已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比较得用的手，原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很少人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1972年6月10日）”

“作家思想不得到真正解放，有分量有内容作品不可能产生的。就学校说，则练写作基本功方法若不大改大变，肯定二三年后学生写个信也不免公式化。（1972年10月5日）”

建国后不久，沈从文的创作一度受到打击，只见创作未见发表，沈从文曾寻短见。这一点，张宗和在给美国的四姐充和的信中也有所提及，“他（注：沈从文）曾想不开自杀过，据说主要是为……，蹇先艾从北京回来说他在郑振铎领导下的文物局（即故宫博物院）工作，拿很少的薪水，丁玲还叫蹇劝劝他，叫他打通思想，他在报上也发表过检讨……我想你们应该写信给从文，启发他一下，四姐来的信都是很进步的，你们说他会要相信的，我们要拉他起来……（1953年3月3日）”

张充和与夫君傅汉思在北平时常与沈从文谈论文学艺术，对沈从文的秉性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因此张宗和眼见沈从文陷入低谷，无奈求助于异国的四姐。

直到1957年12月29日张宗和给张充和的信文：“三姐还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沈从文的选集最近重新出版了，他大约很高兴，寄了一本来给我，他在历史博物馆当研究员，成了宋锦专家。……”

六分钱处理书，这事向谁说？

“三姐一走，我的狼狈可想而知。因为除了二姐偶尔来看看，只一表侄媳隔日来打一次针，此外即再无熟人。一出事故，可能会是完事以后许久，才会为同住同事发现。这和你以端说的‘从容躺在床上看书’实际上并不相合。……在床上实十分难过，无可奈何。”1969年9月12日，沈从文致信张宗和述说真实的现状。其中提到了张宗和的女儿以端。

时过四十多年后，张以端女士对于那段往事依旧记忆清晰。以端女士说，当时她去北京拜访三姑爹，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坑，屋里不是太亮，把自己吓了一跳，看到三姑爹躺在床上，就走了过去，三姑爹拉着他的手，说书都没了，不少是作者送的书，6分钱一斤卖掉了。以端说她就和三姑爹说想开点，还用贵州话也就是老的安顺笑话逗他乐，因为湖南人能够听得懂贵州的方言。后来三姑爹要给她写点字，开始是写的鄱阳湖的诗词，当时三姑爹问她喜欢哪个诗人，她说喜欢李清照，于是沈从文又为她写了李清照的词，至今还为以端女士珍藏。

在同一封信里，沈从文还对张宗和的练习书法提出了看法：“你说在写字，据我意见，社会变化大，目前还只能说是起始，……写字是毫无意义的消极行为，你怎么经过那么大社会变化，还不明白自己宜如何自处？……决不要把每一个日子轻易放过，更不宜作‘逍遥公’。应严格管理自己，主动去作事，活得才有意义！”

1969年10月20日，沈从文又再次致信张宗和提及此事：“上次一信计可收到。内中劝你不必写字遣送有用岁月，应当采取主动、积极态度，抓学习紧一些，不仅对自己明天工作便利，对孩子们也可得到帮助。……我和三姊都宣告无问题。特别是我，若半个世纪中稍存投机依赖心理，这时就不可能如此从容作病号，或者早已报废完事了。”

而在1962年9月26日，张宗和写给张充和的信中则提及，“最近接从文来信，说要到西南来，可来贵阳几天，我写的小说武汉（抗战时的武汉）有三万多字，前托人带给三姐，他（注：指沈从文）大约见到了，可是并没有看，也许只随便翻了一下，见我写的字草，就两次来信训我，说我不认真，如何教学生，人家二十几岁已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我快五十了，还没有成就等等，马上使我想起二十五年前我们在北京和靳以听戏时他训我们的情况，他说不用功的才到中学教书，用功的留在大学当助教，后来我在云大教书了，解放后他不教书很想不通，认为卞大相公（注：卞之琳）都能教书他为什么不能教呢？”

从沈从文给张宗和的信中看，他劝宗和多做事少习字自有其历史原因，他希望宗和在政治上免受挫折遭遇，因为连他自己能否“比较安静的度个晚年”都尚未可知，他劝宗和“愿能彼此互勉互励，凡事谨谨慎慎”。后来，沈从文还利用在京从事文物考据工作机会多次为宗和购书，并鼓励他：“你读书比我强得多，一定还可多做几年事，望好好保重！（1972年7月1日）”

根据宗和小女的介绍，1956年夏天，父亲去北京开会，替学校历史系买一批文物，三姑爹沈从文和父亲到琉璃厂淘到一卷唐朝的敦煌写经，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地拨款修建贵州师大图书馆，其中就与这个经卷和另外两部书有关。 

“同病相怜”？谈及文事同隐忧

1965年，在贵州任教的张宗和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失眠、头痛、精力不佳，对此，曾有过同样隐疾的沈从文在信中多次对他关心。3月20日的信中提及：“得见来信，知身体转好，大家放心。……我血压总在190—200间，心脏供血不良，经常隐痛，只能就现状加以谨慎保管，不可能希望能够复原。脑子因血压关系，也有时一片混乱……盼望你一切好转，吃眠尔通有好处，不妨每天吃三几片，我每天吃，无其他副作用。”

当然，沈从文不只是关心宗和的身体，在信中还提及当下的文化氛围：“看看一些年近四十的人，学什么还泛泛浮浮，作个上千字说明也把握不住问题要点，对文化史或国家博物馆整个问题也了不关心，对自己业务提不高也毫无焦急惶恐感，和这些‘接班人’在一起，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些人似乎心中尚浑浑噩噩未成熟，根本说不上什么远志和雄心，及对工作上远大抱负。……社会条件好，学生读书能力却日差，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照此下去，说是学辩证法、唯物论及毛的思想，来搞历史，教历史，也将不免流入形式主义而落空！”

一直到1969年，年近古稀的沈从文都受着不同程度的病痛折磨，但沈从文一直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地工作，执着于他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事业。在信中他不时地对张宗和介绍他的文物研究进度和困惑，张宗和在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更能了解这一事业的重要性。

只是非常时期，张宗和也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抄家、批斗，连同家人下乡劳动。张宗和前所未有的瘦，瘦到连亲友都不认识了。但是他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里，只是默默写几首诗句，如“三十年来是书生，一旦坠落在风尘。”女儿以靖说：“可怜他憋了一肚子气，一直睡不着觉，最后精神分裂。”

就是在病痛时期，张宗和也没断了练习书法、传承昆曲以及整理历史资料，从而培养出了一批曲友，并留下一批文史笔记。只是他对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和写作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有段时间他改学生们的“八股文”改到头痛欲裂，只得转交好友代劳。

对此，沈从文也曾致信宗和表示担忧：“科学院的文、史、考古还分三摊子各不过问，因此绝大部分文物，史语所不会利用，文学所也依旧乐意停顿到原有方式上……现在要他们写论文，情形相近，没有一个教员明白效果和影响将是什么。他们只求不犯错误，就全是‘文抄公’，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和机会！因为不少大中教员，本人就不会写得出像样的叙事文，只知抄袭理论，新旧基础都不过硬！若本人作文还不大及格，下放十年也不会忽然心窍一通，即写得出好文章，或教得出好学生的！”

到了1972年，沈从文还在继续与宗和谈论学生作文问题：“得信，知你事已重作判断，恢复正常，可贺。……教写作，有个基本矛盾存在，不易解决。照近十年来中小学教学方法，总是拟提纲，定主题，大学搞习作抓得会更紧。……据我个人经验，写和教的经验，真要学生在写作上取得进展，一面是看杂书，大量地看，一面是不受什么写作格式框框拘束，从写信作起，相互为用，一二年间必可取得显明进展。（1972年10月5日）”

此时，张宗和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沈从文为之欣慰，但连续多年的精神和体力的折磨，让张宗和已经身心俱疲，因此到了1974年时，他的情况又出现了反复。沈从文为此致信：“见你给三姊信，知道体力又有些欠佳，甚念念。盼望你能在情绪上基本能有好转，凡事看得开一些，且充满自信地活下去，体力或许能随同而转好。照我的经验，在血压高达二百五十，低压也过百五十时，即住在医院里，还是一个不在乎，只念念不忘廿多年的所学，对国家还有责任待尽未尽，绝不能即此报废。在手边无一本书的情形下，仅凭记忆，草了廿个文物小册小专题手册，每一个用图到一二百，还能把出处一一写出！‘学习为人民服务’，最先恐得先学会‘忘我’，在极不利的环境下，也能克服困难，创造奇迹，在业务上和思想上才可望取得真正的进展！同时属于个人得失的情绪不至于抬头，一切便大大不同，精神面貌或且将永远显得十分年青！甚至于在一切困难或寂寞情况下，永远保持一种童心和幻念，也可说近于‘返老还童’！我和三姊似乎就是这样过了廿五年的。（1974年夏）”

查沈从文最后一封致宗和的信写于1976年10月12日，开头即谈，他与夫人张兆和赶到苏州避难唐山地震，遗憾的是在此居住多日的张宗和夫妇已经回到贵州，两人未能谋面，引为遗憾，次年即1977年5月张宗和在贵州病逝。

在这封信里，沈从文由自己写书法又谈及张宗和练习书法的事，只是态度大改：“因此我想到你十多年前，似曾说过想写写字的旧事。过去曾不甚赞同，以为费力难见好，不如从‘实用主义’出发，考虑搞点别的什么。现在看来，倒觉得如能始终用个‘玩票态度’，写写草字或隶书，或许还是一种有保健作用的方式，一成习惯到‘欲罢不能’时，大致就在精神上会起真正休息作用，体力转好亦意中事。（1976年10月12日）”

只是时间已不容张宗和。宗和去世十年后，每闻友人去世即落泪的沈从文先生也病逝了。 王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