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震雲談《一九四二》：災難，我們拒絕遺忘【3】

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涼

記者：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沒有特別具體的人物和事件，災難中死去的300萬人像是一個群體性的主角。但在電影《一九四二》裡，以老東家為代表，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在災難中將中國人面對生亡的狀態演繹得淋漓盡致。小說到電影的改編，整個作品的結構變化是非常大的。

劉震雲：從這部小說《溫故一九四二》創作完成到電影《一九四二》拍攝完成花了20多年，在這20多年裡，小剛一直沒有放棄拍攝這部電影的念頭，一定是因為小說裡有什麼東西特別觸動他。而之所以過去很多年我沒答應把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也是因為這部小說沒有電影必須的人物、情節和戲劇沖突，它的確是一部不適合改編成電影的小說。

后來我跟小剛深談過一次，他說他喜歡這部小說裡巨大的悲傷裡蘊含的幽默，這是中國人面對死亡的態度，也是我一直想要表達的東西，因此我答應了改編的要求。電影跟小說的表達方式完全不一樣，電影裡一定要有具體的人物，而電影裡的人要麼靠編出來，要麼靠“走”出來。

為了改編電影，我們走了很多路，去尋找1942年逃荒路上的人。我們走了災民的路，走了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路，也走了日本軍隊的路，果然，電影中的人物關系就在這些路上出現了。但實際上，最后電影裡呈現這個故事也是不符合戲劇沖突的，災民、國民政府、日本軍隊等幾股勢力之間是相互不見面的，但小剛和我都覺得，他們不見面是對的，不見面正是這部電影的意味。

記者：從小說到電影，在這些具體人物的塑造中，您最在意的是什麼？

劉震雲：在創作小說的過程中我發現，將1942年從歷史中打撈出來，再放在親歷者面前，他們面對死亡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在美國或者歐洲，一個人在臨死之前一定會追問：“我為什麼死了？”但是河南人沒有，他們在死亡面前表現得坦然，這是他們人生最后也最大的幽默。

為什麼坦然？因為生活裡嚴峻的事實在太多了，人的心就變成了一塊鐵，這塊鐵如果就這麼硬著，磕在石頭上就破碎了，但坦然和幽默把這塊鐵化成了水，它變得柔軟了，也就不會破碎了。

我曾經講過一個故事：老張要餓死了，餓死的時候他沒有想起日本人，沒有想起蔣委員長，沒想起美國人、英國人以及蘇聯人，他想起了老李，因為老李是他的好朋友，但老李三天前已經餓死了。老張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這個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涼。

一個人在即將死亡時想起的那個人，一定是對他來說非常重要的人。對於災難裡的河南人來說，什麼戰爭、國家、元首都不是重要的，隻有他身邊的人是重要的﹔而對於蔣介石府來說，飢饉中的河南老百姓卻是最不重要的，但他最后卻因為這些不重要的事去了台灣。這是大和小之間的辨証關系，不管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人，對待一個事件的態度是最重要的。而對於死亡這件事，中國人的態度是有別於世界上其他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