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震雲談《一九四二》：災難，我們拒絕遺忘【4】

善良是中華民族生存下來最重要的原因

記者：在小說裡，您肯定了揭竿而起的精神是民族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在電影《一九四二》裡，您用更多的細節賦予這個故事人性的溫暖。從小說到電影的這種變化，是否說明了您在創作中的一種態度，或者說對這個飽受苦難的民族的悲憫之心？

劉震雲：不管是花枝把自己賣出去后把相對囫圇的褲子脫下來換給栓柱，還是原本怯懦愚鈍的栓柱為了孩子的小風車喪命於日寇刀下，這種閃耀著人性溫暖的故事並不完全進我們杜撰的。事實上，在重走逃荒的路上，我們發現類似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

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我跟小剛一直覺得要特別注意表達上的節制。所謂節制，就是在面對這麼大的災難的時候做到不煽情，不要有過多的台詞和表演。我一直強調寫作中創作者是不需要態度的，創作者的態度就是災民的態度。創作者絕不能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旁觀者。在面對《一九四二》這樣一個題材的時候，創作者的任何一種態度都是站在70年后優越的生活裡揭災民的傷疤，這是非常殘忍的。我在《一句頂一萬句》裡就說過，真正好的創作者，應該是一個平等的傾聽者。

記者：在極端的環境裡，人內心最本真的東西往往最容易流露出來。這種最本真的東西，有時候是人的道德底線，有時候甚至是支撐一個人、一個民族存活下去的精神支點。在1942年的極端環境裡，您認為支撐河南人甚至中華民族生存下去的支點究竟是什麼？

劉震雲：《一九四二》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災民、日軍、國民政府、美國人……幾種勢力擠壓在一起，他們之間互不見面，但災難使所有人既有的位置都發生了變化，他們在一起做出了一鍋“雜拌粥”。

對1942年的河南人來說，生存依靠的已經不是什麼信仰，而是本能。在這種殘酷的生存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間那點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電影的最后，老東家已經變成了一個思想家、哲學家。他帶著家人上路，與窮人逃荒不一樣，原本只是為了躲災，為了讓家人能夠活下去，從未想到個人性命與家國天下會結合在一起，但日軍的轟炸迫使他成為真的災民。當他逃到潼關的時候發現親人都沒了，世上的人全都是陌生人，他發出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追問：“為什麼我要逃這個荒？”他遇到了一個跟他一樣失去親人的小女孩，他們瞬間互相成為親人，如果不是在1942年那個極端的環境裡，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變異的狀態。但也正像你所說的，正是在這個變異的狀態裡，人心裡的精神支點得到了最大的彰顯，這也正是中華民族生存下來最重要的原因——那份親情，那抹人與人之間善良的光芒。

記者：過了這麼多年，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終於成為電影《一九四二》被搬上銀幕，您對這部根據自己小說改編的電影作品滿意嗎？

劉震雲：影片大規模公映之前我們在北京做了一些小規模的觀影活動，請了一些影評人和朋友來看。我發現，大家在看完這部電影后都變得善良了，我想這一定是因為《一九四二》觸及到了人性本質的一些東西。大家看完電影后沒有像看其他電影一樣嬉笑著走出電影院，每個人都是沉默地離開。我想這部電影確實引發了大家關於這個民族和人性的一些思考，這是非常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