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解析川西地震 成都歷史上未發生過大地震

　　2013年4月2日，成都，四川大學考古學教授林向向記者講述自己的求學經歷和人生故事。

　　2006年，林向(前排中)在重慶酉陽清源遺址川大考古04級考古發掘實習工地講授《巴蜀文化的新探索》后，在發掘現場與全體師生合影。

　　1981年，林向(左四)帶領川大考古78級考古實習隊赴川南考古調查，在筠連清理崖葬。

　　1985年，林向(左四)赴雲南調查石棺葬遺址，與重慶的董其祥(右一)、唐昌扑(左一)、攀枝花的鄧耀宗(右二)、成都的王家祐(左三)、李復華(左二)、徐南洲(右三)等諸先生於途中合影。(這組圖片由本人提供)

　　1988年，林向(前中)在四川西昌東坪冶鑄遺址發掘工地為川大考古86級考古發掘實習隊講授探方的布方原則。

　　4月2日，當我們懷著“探寶”的心情走進林向家中時，卻發現他的客廳裡擺的都是各式各樣的文物模型，“我沒有一件真品。”林老淡淡地說。看到我們的驚訝，這位一生都在與文物打交道的老者笑了笑：“考古不收藏，不然難免瓜田李下。”

　　靠近窗台的位置上擺著一張麻將桌，這是老人為祝賀妻子80歲生日專門置辦的。看到我們捏著筆記本，善解人意的他在麻將桌上鋪了一層桌板，又把桌子挪到對光的位置，這才招呼我們坐下。

　　隨后，這位健談的學者，將記憶中珍藏的禮物贈送給了我們——一次又一次充滿神秘的考古探險和人生傳奇。

　　命名大溪遺址

　　林向人生中的第一次考古，來得非常突然。

　　1958年，為配合三峽水庫建設工程，四川省博物館、重慶市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合作組成了四川省長江三峽水庫文物的調查隊。當時林向是川大歷史系55級甲班班長，馮漢驥先生在給這個班講授考古學課程時，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同學們，該班本科生成了調查隊的主力。

　　“這是我考古生涯的開始，這次讓我的學術生涯有了重大轉折。”林向是所在小組負責人，主要負責巫山、奉節兩縣的考古調查。

　　1958年10月，林向到達巫山，第一站需租木船在巫峽十二峰下的急流中漂流，直到川東頂端的碚石，然后沿巫峽纖路尋覓而還。“江水很急，木船像水中的樹葉一樣打轉，下船后又需在齊腰深的水中跋涉。”林向說，當時他才26歲。

　　考古調查開始一月后，林向的小組到了巫山西界江南的大溪鎮，在林向后來撰寫的《三峽考古瑣記》中，記載了那次考古的詳細情況：大溪鎮西臨大溪河，在入江口與瞿塘峽口的洄水沱相遇，水面很寬，遠望發現，這裡正是林向等人要找的理想的遺址所在地。

　　林向等人到岸邊已近正午，久等不見渡船過來，同組的同學自持水性好，不聽勸阻竟下水泅渡，不料水冷湍急，頓生險情，幸有打魚人搭救，才到了對岸。林向等人過河后發現，斷崖上暴露出了2米多厚的文化層，白色的魚骨渣夾雜著人骨、獸骨、陶片、石器，大家都非常激動。

　　當天下午，他們採集到了一大堆標本，所得數量比前一月總和還多，且許多文物都是第一次發現。這個遺址后來又經6次考古發掘，每次都有新收獲。這是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首次發現，為探索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面貌，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后來，林向在自己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巫山大溪遺址發掘報告》中，首次提出並論証了大溪文化的命名，並請夏鼐、石興邦等著名考古學家審閱，獲得學界認可。這也成為了他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注腳。目前，川大歷史系資料室還保存著一份1962年的論文原稿。

　　發現西昌大石墓

　　在林向的考古生涯中，有兩項考古發現是由他命名的。除“大溪文化”之外，還有“大石墓”，林向說，這是他學術生涯中最值得提及的部分。

　　1975年春天，由四川大學歷史系、四川省博物館和西昌縣館組成的“四川省安寧河流域聯合考古調查隊”，在西昌市正式成立。他們第一次到四川西南的安寧河谷流域時，便首先發現了這種由眾多巨大石塊組成的石堆，這些巨石曾讓他們認為，這是一處新石器時期的遺址。

　　但在清除坑內泥土時，林向發現了一些砂紅色陶片。接下來，考古隊員還發現了一些零散骨架。“我們認定這是人體的骨骼。它的出現或許可說明，這裡並非一座建筑遺跡的基礎，極有可能是一種罕見的古代墓葬。”

　　“在考古學上，墓葬的種類有磚石墓、土坑墓、火葬墓、崖葬、石棺葬等，但這個墓是以大石為主要載體砌成的，用大石來覆蓋墓頂很特別，因此我給這個古墓起名大石墓。”林向說。

　　西昌位於四川西南部，早在秦漢時期，這裡就曾是中國西南地區一個重要的人文地理節點，它也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隨著大石墓的發現，考古隊的工作重心轉向了對大石墓的調查和研究。也正是從那天開始，安寧河流域大石墓的考古工作拉開了序幕。它的文化內涵可與《史記》等記載的西南邛都夷相匹配，目前“大石墓”已成為西南民族考古的重要發現之一。

　　參與廣漢三星堆發掘

　　廣漢三星堆遺址的系統發掘是在1980年開始的，但早在1964年，林向的恩師、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就對三星堆遺址做過大膽預測。

　　“當時馮老師喊我和他的助教去廣漢打前站，去看下哪塊有‘搞頭’，我們証明有‘搞頭’后，就決定發掘。”發掘中馮漢驥坐在月亮灣(如今的三星堆博物館的背后)那裡，指著三星堆遺址的方向說：“你看，那裡氣象萬千，很可能有重要的遺址。”事實証明，馮漢驥的預測是對的。

　　后來，大量廣漢農民在遺址附近興建起磚窯，“他們在燒磚挖土時，挖出很多古代陶片，這些都是真東西，一看就有很大的歷史價值。”為搶救歷史遺跡，1980年，三星堆遺址開始了發掘，作為分批進行項目，林向參與到1986年的發掘中。

　　說起這次發掘，還有一段趣事。林向說，發掘現場揭露面積達1325平方米，當時現場工作的實習學生等人員大概100多人，很多人都穿著皮鞋，有些女學生還穿著高跟鞋。”如任意進出，會對考古現場造成極大破壞，為保護現場，林向下了死命令，“全部換成平底鞋，否則一律回家。”

　　於是就出現了有趣的一幕：廣漢的布鞋一夜熱銷。“雖這是一件小事，但后來國家文物局的專家對該做法大為肯定。”當時參與發掘的很多學生，后來都成為各考古文物部門的骨干。

　　從1986年3月到6月，林向帶的實習隊負責的發掘工作很快結束。就在他們走后不久，后續接手團隊發現了著名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坑。

　　這次發掘的作用很快就體現出來了。

　　據碳測年代分析，三星堆古城的始建至廢棄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間。但三星堆消亡的原因一度成謎，經多年研究，林向發現答案藏在淤泥之中。

　　在1986年的發掘中，林向就特別研究了文化層中厚實的淤泥沙。典型的層位在三星堆土堆旁的第三發掘區，文化堆積可化為16層，其中13到16層相當於龍山時代的(后命名為“寶墩文化”)堆積﹔8到12層相當於夏商時期的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化”堆積，遺跡遺物非常豐富，城址和祭祀坑的地層年代可分別插入其中。

　　緊接著三星堆文化層上之上的7層，卻是厚約20厘米到50厘米的洪水淤積沙泥，包含物極少﹔再往上內容物更少。林向對這些泥沙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分析，“問題就出在第7層厚達50厘米的淤沙泥上，從埋藏學角度分析，這麼厚的沙層必然是長期被洪水浸泡的結果，故可以說是洪災中斷了三星堆古代文明，三星堆作為中心聚落成為了過去。”

　　那三星堆文明是否有延續和繼承？林向大膽預測，“失落的三星堆文明不可能就此湮滅，肯定能找到文明的延續。”在對金沙遺址的發掘中他發現，金沙遺址群的房址與三星堆遺址一樣屬於“木竹骨泥牆”式建筑。而祭祀用品中，兩者出土了同樣的金玉銅器和象牙，另外，祭祀坑等遺跡也是一脈相承。

　　后經多年考古發掘証明，金沙遺址的主要文化年代相當於商晚期到春秋早期，三星堆文化的年代約相當於夏商期至商代晚期。故年代上，兩者是緊密銜接的，雖略有重疊，但可肯定三星堆遺址在前，金沙遺址在后。比較兩地發現的遺跡、遺物，能發現從三星堆遺址到金沙遺址間，有明顯的文化承襲與發展關系。這就証實了古蜀都邑遷徙的推想。

　　小酒杯中探析川酒文化

　　地處成都平原的古蜀國，同中原殷商王朝一樣，釀酒技術和酒事活動都相當發達昌盛。在主持三星堆遺址發掘的過程中，林向發現很多樣子小巧的酒杯。“如酒的度數很低的話，拿這麼小的杯子喝酒是不合理的，這說明用這種酒杯喝的是高度酒。”一個小酒器引發了林向對酒文化的研究。

　　翻閱大量資料林向發現，成都平原出土的古蜀銅酒器已有一百多件。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銅鍪，銅鍪是巴蜀酒具中的特產，是起源巴蜀而流布各地的溫酒器。這說明，蜀酒文化自先秦來不僅發達，且對周邊區域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撰寫了《蜀酒探原》等一系列文章。

　　川內地震考古第一人：

　　成都歷史上，未發生過大地震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周恩來總理建議學術界是否也可參與到預報地震的隊伍中。這引發了林向的思考。林向認為，從地質力學的角度分析，地震發生的地方會不斷重復發生地震，因為大地有斷裂帶，有斷裂帶才會有地震。換句話說，如歷史上發生地震的地方就可能會重復發生。

　　1976年的唐山地震，巨大的破壞性又一次警示全國。當時，成都地震局專家邀請了林向參加了專題討論，主題為，應對地震，成都基本建設要不要加固？而如果加固，地震烈度提高一度，國家投資就要增加15%。

　　“正在一頭霧水時，一盤錄像帶點醒了我。”當時，大家在觀看唐山大地震的錄像帶，林向對畫面中的煙囪產生了濃厚興趣。“我發現一個特點，因唐山地震的震中在城裡，所以很多大煙囪都往城中間的方向倒。這是為什麼？地質專家告訴我是地震波的原因。因此，高層建筑就往震中方向倒，這啟發了我。”

　　通過大量的現場調查和文獻研究，林向和學生們得出結論：歷史上，成都地區沒發生過大的地震，最高沒有超過7度，主要是受龍門山斷裂帶的波及。后來，林向參加了《中國地震歷史材料匯編》和《四川地震資料匯編》的編撰，使用考古材料進行歷史地震研究，后者還獲得四川省社科二等獎。自此，林向開創了巴蜀地震考古的新領域，成為川內地震考古的第一人。對話巴蜀考古

　　改變中華文明起源格局

　　華西都市報：您在川大考古專業掌舵30余年，能談談您的教學理念嗎？

　　林向：我對學生的要求有三方面：識、才、學。馮漢驥先生曾對我說，學問有兩種境界，一種是曉得一個問題該怎麼去查書、哪裡去找資料來解答，也就是知道解答問題的路徑﹔還有一種是融化在研究者的血液中，下意識就能夠反應出來，這才是真正的知識。

　　華西都市報：天天與古物打交道，但考古似乎是一個冷門專業，您怎麼看？

　　林向：考古學現在已經不冷了，在川大有很多其他專業的學生都想轉來學這門課程。考古絕不只是埋頭做研究，每一次田野調查、遺跡發掘都像探險一樣，而一旦有所收獲，又能通過眼前的古物與古代的人、事相連接，樂趣很多。

　　華西都市報：那一個合格的考古人應該是怎樣的？

　　林向：我覺得一個合格的考古學工作者，白天要能在田野摸爬滾打，沾一身泥巴，要會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會抽煙會喝酒，和當地人稱兄道弟，具備很強的交際能力。

　　而到了晚上，要能挑燈夜戰，讀書、寫文章，做記錄，把白天得到的東西轉為知識，這是必須具備的兩個要素。同時，知識面要寬，天文地理都要有所涉獵，從多維視野去進行考古研究。

　　華西都市報：您在古蜀文明研究領域做了這麼多年的研究，又是三星堆文化的發現者之一，對目前發現的古蜀文明遺跡，您如何理解？

　　林向：以四川盆地為中心，北跨陝南盆地，東到江漢平原西側，南到雲貴高原北緣，這是三星堆典型器物所輻射到的區域，構成了一個巴蜀文化區。我們發現文化區裡的好多圖像都有承襲性。

　　巴蜀文化區的研究，說明成都平原是長江上游古代文化中心，應在中華文明起源格局中佔有一席之地。三星堆文化的發現突破了這一點，推上去還有史前的寶墩文化，后面還有巴蜀文化，它們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