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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孫惠芬和她的新作《生死十日談》。受訪者供圖
在日前舉行的《生死十日談》研討會上，當評論家們爭論不休時，作者孫惠芬始終微笑不語。三十年來，農民出身的她始終堅持寫自己熟悉的題材：故鄉和大地，農村人的心靈世界。這一次，她關注的是農村自殺現象，以及由之引發的農民精神生活和情感困境。
虛實結合營造現場感
“趙鳳，四十四歲，女，風古城張爐鄉翁南村小王屯小隊，2009年7月喝百草枯自殺﹔姜立修，四十三歲，男，翁古城石嶺鄉槐樹溝村下黃小隊，2008年6月喝百草枯自殺……”
《生死十日談》的黑色書皮封面上，印著這樣的紅色字體。封面正中兩排白字是：“關注自殺 關注自殺遺族 中國農民精神現狀調查，十日何談盡？”這部長篇小說去年在《人民文學》連載時，被放在“非虛構”欄目裡。圖書設計也突出非虛構視覺元素，孫惠芬雖然不太認可這樣的“錯覺”，但她尊重了出版方的考慮。
孫惠芬寫此書，源於同鄉好友、大連醫科大學心理學教授賈樹華的邀請。2011-2012年，賈樹華帶領她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團隊，在她倆共同家鄉——大連庄河，進行她的第三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農村自殺行為的家庭影響的評估與干預”現場調研。賈樹華邀請孫惠芬加入課題組的初衷，“是想引起這位當代文壇頗具影響力的農村題材女作家，對農村自殺現場的關注與關切”，因為她連續投入十二年的自殺研究項目，做得很“累”，卻沒太多人關注。
《生死十日談》講述孫惠芬隨著調研組一家家地進行訪談，十日裡的二十幾個自殺案例見聞。小說故事來源一部分是親身隨訪，一部分是丈夫50多個小時的紀錄片素材，還有她自己多年來的農村見聞所感。“大多案例都有影子，但故事有虛構，人物有重新塑造。”人名均為虛構。
之所以營造訪談現場甚至親臨現場，造成非虛構的假象的敘述方式，源於她發現原始講述的局限：“講述者隻能提供一個側面的信息，心理學的訪談問卷很難打開故事的脈絡。”
這樣虛實結合的作品，給評論家出了文體定義的難題。評論家李朝全稱，去年年底，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想把這個作品列入報告文學排行榜，孫惠芬則在電話裡告知他有很多虛構的部分，會傷害到報告文學的真實性。
中國農村的自殺多發生在貧窮和文盲家庭
“中國是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每年平均約有28萬人死於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在中國，80%以上的自殺是發生在農村。”
這是賈樹華給出的研究數據。選擇庄河進行調研，因為那裡是她的家鄉，有感情和便利因素，庄河的自殺率在中國其他縣級市同比人口中其實偏低。
《生死十日談》出版后，賈樹華不斷接受採訪，“從這個事情可以看出，一個作品的影響，遠遠超過了科學數據的影響。”
據賈樹華觀察，孫惠芬一開始被悲慘給“嚇著了”，她要派人專門跟著孫惠芬，負責疏導她的心情。但是，孫惠芬隨后被這些“悲慘的、壯美的、不可思議的”故事震動。賈樹華覺得，這個經歷對孫惠芬的寫作和人生都有改變——“面對死亡、生命，既有破壞的力量，又有提升的力量。”但是，作為一名專業學者，她對農村自殺現象的看法和角度，與孫惠芬存在著很大的區別。
賈樹華分析稱，國際上的自殺研究多是針對抑郁，中國農村的自殺多發生在貧窮和文盲家庭。對於抑郁這種說法和心理專家這種角色，農民幾乎聞所未聞。要提升農民的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提高文化素質是首要的事情，否則他們沒有改變精神面貌的能力。“很多人是不應該選擇死亡的，夫妻吵架、被人冤枉，或者有什麼事情沒有解決好，他們就選擇自殺，如果多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果不情緒化，有心理健康干預，知道怎麼應對，完全可以不自殺。”至於農民的精神生活，她用了“匱乏”和“一片荒蕪”這樣的詞語來形容。
可是，在天性悲憫的作家孫惠芬眼裡，“趙鳳、姜立修、曹運寬和三島由紀夫、杰克·倫敦、張國榮沒什麼區別”。每一個自殺者都有自己的心靈與精神世界，她都試圖去走進、去挖掘，甚至那些在常人眼裡非常輕率、荒誕的自殺行為，她也要努力去發現自殺者的尊嚴和價值。
“魯迅在祥林嫂的問話中展示了一個被社會遺棄的人心中尚存的精神世界，孫惠芬通過一個個自殺者的最后抉擇，呈現了他們不能被看輕的精神世界。”評論家周立民說。“我非常擔心人們把這部小說當作一個紀實作品，去研討什麼社會問題，甚至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等等，這當然很重要，但這不是作家的任務，過分地關注這些反而忽略了小說本身所表達的核心。”
關於城鄉：從離鄉到“還鄉”
“自殺在我的筆下不過是一個籃子，它裝進的，是鄉村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對生死終極問題的追問和思考，這是現實力量的驅使，我無法逃避，我能做到的，隻有如何進去，然后，如何出來。”
這段話出自今年1月孫惠芬答《文學報》的訪問。三十年間，孫惠芬創作大量農村題材作品。她的身份也隨之一步步地演變，從農村掙工分的農民，到文學院的專業作家、遼寧省作協副主席。寫作，是她逃離鄉村、走向外界的唯一“出走”方式。
2000年，長篇小說《歇馬山庄》問世，孫惠芬從此進入主流文壇關注視野。“這部小說是她在離鄉多年后重返故鄉的”回家“之作。”評論家李小江說。
雖然居住在大連，但家鄉其實不遠，她經常回家探親訪友，家鄉親人不斷地來往於城鄉之間，她的身心也游走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她說：城鄉之間的矛盾和痛苦一直糾纏著自己，不管如何書寫，筆下人物“都永遠粘貼著城鄉差異帶給人情感上的困擾和困惑”。“當我人在繁華喧囂的城市還想著寫作，我發現，鄉村又變成了我在城市裡的夢想，變成了我的懷念。”
《生死十日談》中，初入村庄的第一個案例——“一泡屎要了兩個人的命”，婆媳兩人因為小孩在床上拉了一泡屎，大吵一架先后喝了農藥。一件瑣事何以演變成要了兩條人命的導火索？孫惠芬從愛玩電腦的年輕媳婦身上，解讀出她向往外面世界，過不慣鄉村勞苦生活，與婆婆之間積累長久矛盾，導致了這場悲劇的爆發。
“鄉村，似乎怎麼都無法延伸年輕女子的希望。但凡有點本事，也要在進城打工后，嫁城裡人。即使她們嫁了民工，不得不回鄉安家，也絕不回到生養她們的土地。她們會要求男方在縣城或小鎮買樓，過遠離土地的城鎮生活。可以說，不干土地上的活兒，是新農民最大的‘面子’。”孫惠芬在第一個案例中這樣直抒胸臆。書中的好幾個案例，都與進城和外面的世界相關：被進城包工的丈夫拋棄的趙鳳、制定“返鄉A計劃”的大學女生耿曉雲、進城買樓患病自殺的張小栓……
“不管是城裡人還是鄉下人，不管是農民還是知識分子，因為困難、苦難如影隨形，在這個變革發展的時代，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都走在這條自我救贖的道路上。”孫惠芬說。
本文參考李小江《還鄉：“惠芬世界”的哲學闡釋》、周立民《艱難的閱讀及讀后感》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