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西玉東輸給華夏傳統帶來精神動力

伏羲女媧壁畫

敦煌寫卷《詩經》

武威雷台漢墓出土銅奔馬

　　一

　　2012年結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得出結論：伴隨華夏文明產生的神話想象有其深遠的史前根脈，遠遠不是漢字出現的年代所能局限。華夏神話之根的主線是玉石神話及由此而形成的玉教信仰。從神話學視野看東亞地區的玉器起源，可以發現每一種主要的玉器形式(如玉玦、玉璜)的發生，背后都有一種相應的神話觀念在驅動。考察出土玉器的年代及地域分布，可以大致勾勒出玉教神話信仰傳播的路線圖。

　　從大傳統的視野看，在距今8000年到4000年之間，玉文化傳播的主要方向性運動可以簡單歸納為兩個：北玉南傳和東玉西傳。起源於北方西遼河流域的玉器生產以興隆窪文化為開端，以玉玦為最初的主導性玉器形式，8000年前率先在內蒙古東部地區登場，逐漸向東和南傳播，數百年后到達今河北北部和日本列島，易縣北福地遺址出土玉玦即可為証，其距今約7500多年。北方早期玉文化隨后進一步南傳，在約7000年前達到浙江沿海一帶，有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玉玦為其實例。后又經過兩千年的緩慢傳播，玉器種類逐漸增多，在約五千年前的凌家灘文化和良渚文化達到史前玉文化生產的巔峰期，受其影響，史前玉文化的分布幾乎到達中國東部大部分地區。與北玉南傳的漫長歷程相比，東玉西傳的文化傳播過程出現稍晚，用時也較短，大約從距今6000年前開始，到距今4000年結束，使得原本在東部沿海地區較流行的玉石神話信仰及其驅動的玉器生產，逐步進入中原地區，形成龍山文化時期的玉禮器組合的體系性制度，並通過中原王權的輻射性影響力，進一步傳到西部和西北地區，一直抵達河西走廊一帶，以距今4000年的齊家文化玉禮器體系為輝煌期。當人們在成都平原的金沙遺址，看到出土的大玉琮居然和環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玉琮別無二致時，可能會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數千裡的距離是怎樣跨越的？現在從東玉西傳的發展脈絡去看，就豁然開朗了。

　　經歷了史前玉文化傳播的兩大方向性運動后，伴隨中原文明起源的卻是另外一種方向的玉石原材料遠距離運動——西玉東輸。其原因在於，史前期的玉文化傳播基本上以玉教及其神話觀念傳播為主，以玉為神的觀念流傳到哪裡，就會在當地驅動玉器生產和消費的群體行為，並且讓玉器成為地方政權的象征物﹔但加工玉器所用原材料一般都是因地制宜的，不存在跨地區遠距離的大規模輸送玉料情況。然而，伴隨著夏商周王朝而興起的，是全新的玉料種類的長距離運輸現象，即出產於新疆昆侖山一帶的優質和田玉材，第一次揭開其向中原的大輸送歷程之序幕。

　　二

　　文明國家的建立需要多種戰略物資的跨地區供應。西玉東輸的文化史意義不同於當代的西氣東輸，就在於和田玉給華夏傳統帶來的不只是物質，而且是精神動力，即國家主流的核心價值觀念。從夏朝晚期都城二裡頭遺址和殷商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已經能看出有批量的和田玉供應情況。西周時期的高等級墓葬，如三門峽虢國墓和山西曲沃晉侯墓，出土玉器數量龐大且制作精致，幾乎清一色都是用和田玉。東周之后的儒家推崇“君子溫潤如玉”的人格修養理想，老子在《道德經》中標榜“聖人被褐懷玉”的內斂精神，以及史書中圍繞著卞和獻玉璞、和氏璧價值連城之類敘事，“化干戈為玉帛”的理念毫無爭議地升格為這個文明國家的最高價值體現。正因為和田玉進入中原以后，始終保持著帝王玉的品格，這就難免會超越和壓倒所有其他地方玉的表現。到了漢武帝時代的所謂開通西域壯舉，其實不過是將早已存在兩千年的西玉東輸路線，用官方設立關卡驛站的形式重新確認下來罷了。

　　至於鴉片戰爭后到中國來探險探礦的殖民列強代表李希霍芬於1877年命名的“絲綢之路”，是在對玉石之路的存在完全不知情的知識空缺條件下，出於歐洲人視角的一廂情願式命名。時至今日，如何穿透小傳統的絲綢之路說的遮蔽，探究玉石之路大傳統的真相，成為擺在后殖民時代中國本土學人面前的緊迫課題。其研究成果將能夠引領學人從新的角度認真審視使得華夏成為橫跨數百萬平方公裡的東亞大國的物質與精神條件。大傳統指先於和外於文字記錄的文化出土，小傳統指文字書寫的傳統。后起的小傳統倚重文字符號，將文字再編碼變成常識，掩蓋掉更早的大傳統原型編碼。今日學人需要學會去遮蔽的方式，即探尋和解讀原型編碼。例如：女媧煉石補天，是小傳統講述的神話故事。從《淮南子》到《紅樓夢》，后人熟知的神話情節遮蔽了煉石補天觀念的信仰淵源：史前先民將蒼天之體想象為玉所造，玉不僅代表神明，也代表一切美好價值和生命的永恆。隻要追問一下女媧所煉的五色石是什麼石頭，就不難看出所煉石頭名稱就是美玉。何以証明？請看《山海經·西山經》的如下一段：

　　(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山之玉榮，而投之鐘山之陽(郭璞注：“以為玉種”)。瑾瑜之玉為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峚山屬於昆侖山脈，其特產的美玉被古人叫做“瑾瑜之玉”，除了堅實精密以外，還呈現出“五色發作”的視覺特征。原來女媧補天所用的正是具備神聖和永生雙重性質的玉石。“瑾瑜之玉為良”的判斷，點明了其作為天地鬼神食物的原因，及君子為什麼必須佩帶美玉的禮儀規范。

　　三

　　為什麼六千年前的北方紅山文化、五千年前的南方良渚文化，都是東亞玉文化發展史上的高峰，卻都不能催生文化大邦，隻能是屈居一隅的地方政權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二者都沒有遠距離貿易和運輸玉料，僅靠地方供應的玉料就自給自足了，因而也未能穿越地域限制去組織廣大的自然資源和社會力量。其后的夏商周王權國家則不同，為了克服中原地區缺少優等玉礦供應的先天不足，早期國家統治者對來自西域的美玉情有獨鐘，不惜犧牲巨大的人力物力，去盡可能獲取其資源。於是就有了古書上所說的如下壯烈景觀：“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昆侖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尸子》)

　　當年居住在昆侖山一帶的人群是何族屬？王國維、徐中舒等認為是大月氏(古書又寫作“禺知”或“禺氏”)。王國維指出，案《管子·國蓄篇》雲：“玉起於禺氏。”《地數篇》雲：“玉起於牛氏邊山。”……《輕重已》篇雲：“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裡。”皆以禺氏為產玉之地。余疑《管子·輕重》諸篇皆漢文、景間作，其時月氏已去敦煌、祁連間，而西居且末、於闐間，故雲“玉起於禺氏”也。(《王國維全集》第十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284頁)

　　《尸子》和《管子》都是傳統經學所不重視的先秦資料，但其中透露的西玉東輸信息卻十分重要。特別是在內蒙古與陝西接壤的河套地區，過去研究文明起源的學人不很關注，目前卻發掘出400萬平米的史前古城，號稱中國最大的史前石城。尤可關注的是，在四千年前的石筑城牆之中，居然也夾雜有玉器。考古專業人士估計此前在神木石?遺址被採集和販賣到海內外文物市場的古玉多達四千件！這個數字是商代出土玉器總數的一倍。現在還沒有科學証據顯示石?玉器的用料來源是哪裡？從經驗上判斷似乎是以甘肅、青海一帶的祁連玉為主，其傳播路徑很可能是沿著黃河上游的走向一路下來的。與石?玉器年代相當的西北史前玉文化是齊家文化，齊家文化玉器中有部分玉料出自新疆和田。對照《山海經》等古書中的“河出昆侖”說和中原人所確信的“玉出昆崗”說，就把美玉的傳播路線與黃河的走向完全重合起來了。從《禹貢》和《史記·留侯世家》有關“河渭漕輓天下”的說法看，遠古時期的黃河是可以漕運物資的。

　　據《山海經·海內西經》記載：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面有九井，以玉為檻。百神之所在。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淮南子·墬形訓》曰：“河出積石”。高誘注：“河源出昆侖，伏流地中方三千裡，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河西走廊乃玉石之路的要塞。其間有“玉門”這樣的地名。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二千年，這條險路早已開通！其重要目的就在於輸入和田玉——中國人崇拜幾千年的聖物。

　　(作者葉舒憲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