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鉞為王權象征物 大小紋飾均有講究（圖）

亞醜大鉞

婦好大鉞

人頭銎內鉞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在青銅兵器的大家族中，青銅鉞無疑具有最濃烈的王者氣質，甚至連漢字中的“王”字也是從斧鉞的形象演變而來的。無論是在歷史典籍，還是在考古發現中，青銅鉞每次的驚艷亮相，都與王者如影隨形。

　　為何青銅鉞享有如此尊貴的地位？它究竟是一種兵器，還是一種至尊無上的象征？本期“大家”，我們邀請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考古學系主任錢耀鵬，為我們解析一下久遠的“斧鉞制度”。

　　文、圖/記者 金葉

　　冷兵器系列

　　青銅鉞是王權的象征物

　　鉞和斧經常被一起提及，而它們在外形上也確有很大的相似之處。錢耀鵬告訴記者，在古代，這二者確實屬於同類武器。斧是最普通形態或基本形態，而鉞是這個普通形態的擴大形式，以更為寬大的外形來彰顯等級制度下的身份差異。

　　從文獻記載來看，青銅鉞大約最早出現在二裡頭文化時期，但目前考古發現的確切証據多屬商代前期。在新石器時代，石鉞和石斧曾是最主要的手持武器，並演化出具有禮儀性質的玉斧、玉鉞。到了夏商周時期，隨著等級制的日益復雜，青銅鉞的禮儀屬性進一步提升，而戰場上的主要手持兵器則已更新換代為青銅戈。事實上，普通的士兵是不能使用青銅鉞的。無論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都表明，青銅鉞主要是作為一種禮儀性的象征物而存在，它總是與王者如影隨形。

　　錢耀鵬認為，斧鉞和“王權”的關聯，萌芽於新石器時代。“作為一種進攻性的手持兵器，斧鉞的使用不僅需要技巧和力量，更需要無畏的膽識和勇氣。在近身肉搏戰中，手持斧鉞、驍勇異常的勇士，無疑會在捍衛集團利益的過程中獲得所有成員的擁戴和推崇。這應該是青銅鉞成為王權象征的現實基礎。”

　　所以我們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看到，王者征戰沙場總也少不了斧鉞。如《說文》引《司馬法》雲：“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仗黃戉，右秉白髦。”《史記·殷本紀》亦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詩·商頌·長發》：“武王(成湯)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從王權象征物引申開去，青銅鉞也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征。《淮南子·兵略訓》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將軍時的具體情形：君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執斧，持頭授將軍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說明斧鉞作為軍事統帥權的象征，乃是將軍率軍征戰的必需之物。

　　而王者進行朝政與禮儀活動，斧鉞同樣不可或缺。《逸周書·世浮》中雲：“(周武)王秉黃鉞正國伯，……王秉黃鉞正邦君。”說明周王作為宗主國或者盟主國國君，必須秉黃鉞親理政事。而大凡有大型國事活動，王者身后須設有繪制斧鉞圖案的屏風狀禮儀設施。

　　春秋戰國以來，斧鉞逐漸失去昔日的輝煌，但在天子的大駕鹵簿中，卻也一直少不了黃鉞，青銅鉞作為皇權的象征之一仍殘留在禮制的行列中。《后漢書·輿服志》中記載的天子出行，“乘輿法駕……后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一直延續至漢代，仍可見沂南漢畫像“車馬出行圖”中的斧車，斧應是鉞的傳承。

　　唐代的統治階層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鉞，這點為皇親貴族墓葬壁畫所証實。但據杜佑《通典》記載，唐代皇帝出行儀仗行列中仍保留著黃鉞車，甚至天子八寶(各種璽印)在出行時也需置於黃鉞車中。

　　到了崇尚復古的宋代，統治者又一度恢復了斧鉞制度，考古發現中斧鉞(包括壁畫)較為常見。在《宋史》卷二七九記載：“(宋)太宗嘗幸內?，(張)進以親校執鉞前導。”這說明皇帝的日常活動或出行禮儀中，仍然以斧鉞來彰顯王權。

　　宋代以后，斧鉞非常少見了。錢耀鵬認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兩漢出行儀仗配置專用的斧鉞車，似乎過於繁縟，尤其火器的出現可能弱化了斧鉞的威嚴感﹔二是斧鉞的象征意義可能逐步為另一種禮儀化形式——圭所代替。“圭一般為玉石質，可以佩戴，更適於朝政、出行等活動。”

　　王者也不敢越“斧鉞制度”雷池一步

　　國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別。尤其在西周的分封制體系中，諸侯王雖然擁有使用“青銅鉞”的資格，但並不意味著就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什麼樣的青銅鉞可以被使用在什麼地方、用在什麼人的身上，都大有講究﹔而質地、大小、紋飾不同的青銅鉞，也對應不同等級的使用者——這些被錢耀鵬稱之為“斧鉞制度”的規范，必須被嚴格遵守，即便尊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比如說，青銅鉞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征，而號令三軍總要以軍法相佐，青銅鉞因此具有了執行軍法的功能，並一度擴大到軍法以外的刑法領域，成為刑具乃至刑法的代名詞。作為刑具的青銅鉞同樣具有極高的尊嚴，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被它一砍——受刑者能否獲得斧鉞之刑，似乎也受到其身份地位的限制。文獻記載中的斧鉞之刑，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身份地位很高的貴族或者官吏，諸如商紂及其嬖妾，還有蘇武和趙充國等。

　　再比如古籍中一再提及的為歷代天子所專用的“黃鉞”，明顯有別於各級貴族用鉞。《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率軍攻破殷都朝歌，“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旗”。顯然，在周武王看來，擁有“天子”地位的商紂才有資格被黃鉞砍頭，而其嬖妾之刑隻能使用質地不同的玄鉞。

　　錢耀鵬告訴記者，所謂“黃鉞”，漢代學者解釋為以黃金飾斧，非純金制品﹔“玄鉞”是純鐵所鑄的可能性不大，它更可能是以合金方式鑄造而成。在河北?城台西遺址和北京平谷縣劉家河遺址都曾出土過鐵刃銅鉞，其中所使用的鐵經鑒定皆屬隕鐵制品。在人工冶鐵技術發明之前，天然隕鐵被賦予了宗教色彩，銅鐵合成的斧鉞也象征著使用者某種程度上的尊貴身份。

　　青銅鉞的大小、紋飾也大有講究，對應不同身份的使用者。錢耀鵬認為，商代盤龍城、蘇埠屯、大洋洲商代大墓及婦好墓所出青銅大鉞，基本都符合墓主的身份地位。雖然西周以來，青銅斧鉞開始趨於小型化，但亦有大小之分，這一點文獻記載甚為清楚。《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周公與畢公的地位非常接近，但所用斧鉞仍有大小之別，說明斧鉞的大小與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關。

　　青銅斧鉞，往往飾有神秘威嚴的紋飾，以顯示使用者的權力和地位。姑且不論傳說中周王的鉞要“以黃金飾斧”，就是傳世或流散的青銅鉞，不僅鑄有各種不同的花紋，而且還鑲嵌以綠鬆石等。西周時期的諸侯方國君主墓葬出土的形態與裝飾各不相同的異型鉞，如耳形鉞、人頭鉞等，可能既代表不同的國(族)別，同時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

　　“王者之鉞” 仍舊不知所終

　　錢耀鵬告訴記者，雖然古籍中多有“王者之鉞”的記載，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文獻記載中天子級別的“王者之鉞”尚未明確發現。但目前已經發現的夏商周等級較高且未被盜的墓葬中，時有方國或諸侯國級別的“王者之鉞”出土。概括來說，夏商時期——至少商代的青銅鉞普遍形體較大，而西周時期鉞的形體普遍較小，但形態和裝飾更具多樣化和個性化特征。它們雖然不是真正的天子使用的鉞，但所透露出的神聖威嚴，已足以令今人不寒而栗。

　　1979年在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的兩件青銅大鉞，一件高39.5厘米、刃寬37.3厘米，重達9公斤，上鑄“婦好”二字，鉞體以雷紋為地，兩面飾二虎食人圖案﹔另一件高39.3厘米、刃寬38.5厘米，重8.5公斤，鉞體雷紋地上飾一頭二身龍紋圖案等，龍口向刃，一面龍鼻上鑄有“婦好”之銘。該青銅鉞並非實戰兵器，而是中國歷史上鼎鼎大名的女將軍婦好統帥權威的象征物。

　　山東青州1965年出土了兩面“亞醜”大鉞。而根據該墓葬擁有四個墓道、47個殉人、有銅鉞等特征，基本可以斷定該墓室的主人是僅次於商王的諸侯級別的人物。而根據銅鉞上的“亞醜”字樣，加上過去蘇埠屯曾出土不少“亞醜”銘文銅器，可以判定是“亞醜”族的墓地。

　　1976年在陝西寶雞竹園溝西周魚伯墓出土的“人頭鉞”也非常值得一提。這件銅鉞高14.3厘米、刃寬7.8厘米，重0.45公斤。它的造型非常特別，銎上端接有人頭，人頭中空，方臉，面部微凹，闊口濃眉，額前有劉海，腦后還有發辮，頗有幾分三星堆青銅人像的風格。

　　私人不宜收藏青銅鉞

　　青銅鉞在歷史上屬於王者，那麼在當代社會，它有沒有可能為私人所收藏呢？

　　錢耀鵬表示，在目前法律不盡完善的背景下，他個人不贊同私人收藏包括青銅器在內的比較脆弱易損的古代文物。“這些物質文化遺存屬於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如果無法准確地了解文物的來源就允許個人收藏，無異於為盜墓之風推波助瀾﹔再者，盡管青銅器的鏽蝕速度不及鐵器，但也需要保護，而個人乃至小型博物館往往不具備良好的保護條件。”

　　同時，錢耀鵬也表示，就他的觀察，青銅鉞的總體數量雖然不多，但也達不到物以稀為貴的程度，不具備太高的收藏價值。“因為青銅鉞多無銘文或極為簡單，單獨一件鉞的歷史價值是比較有限的。”

　　大家簡介：

　　錢耀鵬，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1993年至1994年赴日本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研修留學，1999年獲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考古學系主任。

(來源: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