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明朝滅亡：鼠疫或為重要原因

　　最近上映的電影《大明劫》，以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瘟疫為歷史背景，透過一將（孫傳庭）一醫（吳又可）的個體經歷，講述了大明朝行將就木之時的風雨飄搖，“將軍”和“醫生”回天乏術，預示著大明朝的積重難返。影片中刻畫的大瘟疫，致使村戶凋零、士兵銳減，浮尸於河而軍醫束手無策。最終，將軍不得不忍痛燒死染病士兵后揮師出城。

　　《鼠疫：戰爭與和平》一書提出“老鼠亡明”觀點

　　我們不禁思考，真實的歷史裡，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場大疫？對明朝的命運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近現代一些著名的歷史學研究者，通過嚴謹的考証，得出了一個大膽的結論：1643年的北京城瘟疫實際上就是鼠疫，正是小小的老鼠，間接造成了北京的淪陷與明朝的滅亡。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樹基根據華北地區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記錄，在其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地區社會的變遷》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華北地區的瘟疫實際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后，他與李玉尚合著《鼠疫：戰爭與和平》，對前期的研究做進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觀點。

　　緣何判定北京大疫即為鼠疫？據《花村談往》一書記載，崇禎十六年8月至10月，“京城內外病稱疙瘩，貴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曹樹基結合相關史料及現代醫學知識分析認為，時人口中的“疙瘩病”，是對腺鼠疫患者淋巴結腫大的描述。腺鼠疫是鼠疫的一種，經由老鼠身上的寄生物（如跳蚤）將鼠疫杆菌傳染開來，人感染后的顯著特征就是淋巴結腫大潰爛。

　　大旱、戰亂引發瘟疫

　　北京城的鼠疫從何而來？歷史記載，自明嘉靖始，明朝與蒙古邊境之間常有變亂，致使許多漢人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積的牧場被開墾為農田，改變了牧場的生態環境。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間被壓縮，人與鼠接觸的機會大大增加。同時，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災頻發的年代，萬歷期間曾有過三次大旱且均引發瘟疫﹔崇禎十四年，再遭大旱且歷時4年。旱災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難民，老鼠也需到處尋找食物，較大數量的老鼠進入人類的居住地也就順理成章了。鼠疫杆菌通過寄存在它們身上的跳蚤將病毒傳染給了難民，而難民的遷徙流動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華北地區作為明末農民戰爭后期的主戰場，天災人禍並至，1643年北京城的大瘟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暴發了。

　　鼠疫究竟給北京甚至大明朝的江山帶來怎樣的影響？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瘟疫，疫情很嚴重，夏燮《明通鑒》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染病死亡之多，無法計數。《崇禎實錄》又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盡管缺乏准確的統計數據，但上述官方記載說明：當時的大瘟疫，勢態極其嚴重，北京城死亡人數之多，竟達無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

　　10萬明軍大疫過后人數減半、軍心渙散

　　據台灣著名明史專家邱仲麟的估算，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約20萬北京人殞命，佔當時北京總人口的1/5到1/4。在這樣的情況下，駐守京師的明朝軍隊自然無法幸免。據歷史記載，當時駐守京師的軍隊有10萬人，大疫過后，僅余5萬多人。加之，明末軍隊腐敗嚴重，軍心本就渙散，經此大疫，更是潰不成軍。李自成率軍攻打北京城時，當時的守城將官不得不低聲下氣求人守城，仍“逾五六日尚未集”，最后連三四千宮中的太監都上了城牆。

　　1644年3月，大順農民軍兵臨城下，此時，北京內城上平均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軍“鳩形鵠面，充數而已”。這樣的一支軍隊，又如何抵擋得了李自成的精銳之師呢？

　　疫病肆虐的北京城，是大明朝最后的仰仗，崇禎皇帝朱由檢可能從未料想京師會如此快速淪陷，自己連從容出逃的時間都沒有，最后不得不自縊於煤山槐樹之下。也許，連闖王李自成也沒有想到可以如此輕易地拿下北京城。老鼠“劫”了大明？興許，不起眼的老鼠正是壓塌大明朝的最后那根稻草。 文/程軍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