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與蒲鬆齡"一拍即合" 想寫"夢幻現實主義"小說

　　灰色的西便裝，白色的襯衫領子整齊地翻出在灰色的羊毛衫領口，頭發梳向腦后，微瞇著雙眼，這位形象可親的“中年大叔”就是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2日，莫言首次來到浙江大學，受聘杭州文藝顧問。在杭州，他比較罕見地全面剖析了自己文學的風格，表示他並非要寫西方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翻版，而是想寫出有自己特色、中國特色的小說，即“夢幻的現實主義”。

　　“我要避開這兩座灼熱的高爐”

　　2012年10月，莫言摘得諾獎桂冠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走入中國普通閱讀者的視野，人們也總愛把莫言與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加西亞·馬爾克斯相提並論。

　　對此，莫言並不否認馬爾克斯對自己的影響。“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從根本上顛覆了我們這一代作家。我在1984年第一次讀到《百年孤獨》，心情就像當年馬爾克斯在巴黎讀到了卡夫卡的《變形記》一樣：原來小說可以這麼寫！”

　　莫言說，當時，中國作家們意識到生活中充滿了魔幻的素材，可以用來描述和表現個人經歷與中國現實。1984年前后，“中國文壇出現了許多(馬爾克斯的)模仿者，我的一些中篇《球狀閃電》《金發嬰兒》也有它的痕跡”。莫言回憶，當時還有許多作家模仿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中的意識流寫法，幾千幾萬字中不分段、不用標點符號。

　　“我想這樣的模仿沒有出息，我要‘避開這兩座灼熱的高爐’。”莫言強調，事實上他與馬爾克斯和福克納搏斗多年：他並非要寫西方小說的翻版，而是想寫出有自己特色、中國特色的小說。

　　莫言認為，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辭中說他的作品是“夢幻的現實主義”，這是比較合適的，如果僅是魔幻現實主義與中國的結合，就沒有原創性。

　　與故鄉作家蒲鬆齡“一拍即合”

　　“要避開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的影響，隻有一個辦法是向民間學習。”莫言回顧說，向民間學習有兩個方式，一是學習老百姓的口語，另一種方式是向口頭傳說中尋找素材。

　　莫言認為，民間故事的記述者在他的老家山東已經有一位先行者，就是蒲鬆齡和他的《聊齋志異》。

　　“蒲鬆齡創作《聊齋》時，在門前大樹下支起茶爐，請行人喝茶抽煙，請他們講奇聞逸聞。事實上，馬爾克斯也深受他外祖母所講述的許多故事的影響。”莫言表示，能表現一個民族的特質的東西，必然能在民間找到源頭，在此基礎上加上豐富的想象力和生活經驗，以及優美的文筆，就是對抗西方文學的重要力量。

　　“每個作家都應該從所熟悉的民間汲取營養，形成獨特的藝術特色。如果他找到了獨特的敘事語言，找到了特別擅長的一類故事的原型，寫作就會如魚得水﹔如果他始終找不到自我，找不到文學的一塊根據地，就會變成一般化的講故事的小說家。”

　　莫言表示：“對我影響更大的是蒲鬆齡這樣的作家，他與我有血脈上的聯系，是故鄉作家，和我是一拍即合。”

　　“‘反對生活決定藝術’太狂妄”

　　“本來我也是反對‘生活決定藝術’的作家。在1980年代我寫過一篇《天馬行空》，認為沒有見過大海的人寫大海，可以比見過的人寫得更為壯闊，沒有談過戀愛的人寫愛情，也許比情場老手寫得更美好。但是后來覺得太狂妄。”莫言反復強調現實生活的重要。

　　“魔幻現實主義剛看眼花繚亂，但還是要從現實中寫出來。”莫言分析《百年孤獨》中的一段著名情節：吉普賽人拖著磁鐵走在路上，把家家戶戶的鐵制品都吸了出來。“這樣的情節顯然違背生活真實，但是磁鐵吸鐵是常識，魔幻還是建立在現實之上，只是作了夸張，從而為創作打開了自由之門。”

　　“寫小說確實是一件需要靈感和想象的事情。”對於80后作家的文風，莫言分析了他們想象力的物質基礎。“我出身農村，在高粱地裡鑽來鑽去，寫它如魚得水。而現在一些年輕作家，在我們放羊放牛的年紀，他們在看動漫，頭腦裡積累的是動漫的形象，一旦成為作家，這些素材當然會控制他們的想象力，成為他們想象的材料。”

　　《紅高粱家族》曾被文藝評論界視作新歷史主義小說的濫觴，莫言表示，1980年代后許多作家已經不滿足於忠實再現歷史的要求，而是把重點放在人上，寫人在歷史進程中的命運、人的情感在歷史特殊環境中的變化，這就是“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特征。“但是，沒有完全的歷史小說，都是借助歷史事件表述當代的思想，用歷史的瓶子裝當代的酒。”莫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