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歷史名人未必是件好事,這要看你承擔的形象是什麼。例如方仲永這孩子,托王安石的福,名氣大得很,不過卻是負面的,成為一個教訓:早慧不是好事,如果神童后天不努力學習,遲早會像方仲永那樣“泯然眾人矣”。
然而,別忘了王安石也是一位文學家,文學家喜歡將筆下的人物進行切割、剪貼、拼裝,朝著符合他理念的方向進行打造。方仲永真的像王安石筆下寫得那麼簡單嗎?真的只是一個教訓嗎?讓我們走進歷史,盡量從零星的材料中,認識一下這位曾經的“神童”。
疑惑一:
方仲永並非“生而知之”
或有系統的學習過程
方仲永小朋友一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便是“生而知之”者的形象,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少讀者毫無懷疑地接受了。大宋是個文化王朝,出個把神童也是理所當然的,沒必要大驚小怪,何況是王安石老師筆下的神童,就憑王老師的人品,連他的老對手司馬光都佩服,你能不信嗎?
方仲永生活的環境似乎是與學習絕緣的,“世隸耕”,祖宗八輩子都是泥腿子,沒有摸過書。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方仲永當然也與書寫文具絕緣,“未嘗識書具”。然而,有一天,他哭著鬧著索要文具寫東西,方爸爸借來了文具,方仲永揮筆一寫的四句話居然很符合大宋王朝“高大上”的標准,得到當地文化界的首肯,“傳一鄉秀才觀之”。
個人覺得,王安石寫得不真實,不是方仲永的才華不真實,而是他的才華是如何來的,這一點不真實。王安石寫得不真實,也不是他的問題,而是當地人不老實,過分夸大了方仲永的天賦。
想想看,一個5歲的孩子,忽然能寫詩,是件多麼震驚的事﹔對於他生活的那個村子而言,是多麼榮耀的事。當地鄉親為了炫耀自己村子人的智商,當然會忽略天才的所以然,隻會關心天才的所然。在神童的事實面前,一切的教學手段都是可以直接無視的。
王安石把這個傳說也全盤接收了,何況夸張的事實更能証明論點。王安石也不是記者,不會去當地進行調查,而且就算有這個心,也不可能去調查,為什麼?告訴你們一個秘密,王安石和方仲永的年齡相仿,方仲永5歲的時候,王安石也就5歲左右,聽說過5歲的孩子去進行新聞調查的嗎?
接下來還是要說點干貨。憑什麼說方仲永有過學習的過程,他祖宗十八代都沒摸過詩書,他從哪裡學去?事實上,方仲永是有學習條件的,而且條件還算不賴。王老師的文章留下一個重要的線索:“金溪民方仲永。”金溪是什麼地方?它屬於江西撫州的地兒,是臨川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知道臨川文化嗎?王安石老師就是臨川人。
中國的文化走到宋朝的時候,在江西這個地方來了個大爆發,王安石、朱熹、文天祥都是江西人。而大爆發的中線地段就是撫州臨川。晏殊、晏幾道、王安石都是臨川人。臨川人也是大宋“國考”高手,考試牛得不行,整個大宋,臨川有446人中進士,出兩任宰相,兩任節度使,4個御使,17個尚書侍郎,10個知府。
在讀《傷仲永》的時候,我們必須了解或講解這個背景,不然還真以為方仲永是石頭裡蹦出來的“大聖”。方仲永小朋友生活在文化之鄉,走在村裡,走在街道上,經常能碰上名師、大師,耳濡目染,隨隨便便就熏陶出來了。方小朋友不知道聽過和看過多少老鄉的詩詞、文章,加上智商幫忙,才情便在一瞬噴發了。
整個家鄉的文化氛圍,就是方仲永的老師。至於具體的老師是誰,被忽略了——神童的老師往往是最容易被無視的。
還有一件事,方家不是農民家庭嗎?農民怎麼啦,農民照樣有文化,尤其是宋朝的農民兄弟。當時一些地方的農民一面推著犁在田間耕耘,一面手拿書讀詩,在歷史上留下最美的文化姿勢。農民的知識在漲,讀書人自然更不敢怠慢。
在這種氛圍裡,出一個方仲永,你說稀奇嗎?
疑惑二:
王安石與方仲永 或是間接競爭對手
在《傷仲永》裡,王安石是以成人的口吻來評價方仲永,制造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事實上,當方仲永是一個孩子的時候,王安石也是一個孩子。
我們看《傷仲永》裡有一句很關鍵的話:“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北宋仁宗明道年間,即公元1032年至1033年,這個時候的方仲永大約十二三歲了。王安石多大?隨便一搜就知道,王安石出生於公元1021年,他見到十二三歲的方仲永時,自己也是十二三歲。那時候的王安石,是以一個孩子的眼光去看方仲永。
小朋友王安石這個時候才開始正式進行系統地學習,他自己在給朋友的書信中交代過:“某生十二年而學。”他12歲時才開始學習,而就在這個時候,因為祖父去世,他跟著在外做官的父親王益回家鄉,見到了傳說中的達人方仲永。
剛進入學習階段的王安石,碰到已經小有名氣的方仲永,其時兩人的起點和已有成績是不對等的,方仲永小朋友可能稍佔優勢。那一年,家鄉人民可能拿兩個小朋友進行對比,或者說拿神童在王安石面前炫,讓神童寫詩。王安石或許被弄得有點沒面子,他們在大人長輩們的眼中,成了對手。因此王安石所寫的“令做詩,不能稱前時之聞”,讓他寫詩,似乎不能和之前的名氣相符。這當中,是不是有點王安石不服氣的情緒在裡面?
所以,在看到這兩句話時,我們不要忘記,王安石是帶著小時候的眼光來評價方仲永,可能連他自個都沒有意識到。
對方仲永的關注,雖然不能說是妒忌,但終究帶著一點點不舒服的情緒,王安石一直沒有放下。我們應該有過這樣的經驗,對於家鄉那些早有成就的同學、同輩,會帶著點不服氣的關注和懷念:對方怎麼樣了?考上什麼大學?找到什麼工作?所以,王安石在七年后回到家鄉,就很關心地問起這位同輩的下落,親人卻回答“泯然眾人矣”,也就是一個普通人了。
此時的王安石,已經中進士,在揚州任官,學業的境界肯定非方仲永可比,然而,聽說當年的競爭對手現在不過如此,年輕的王安石同學,是不是有點惆悵,有點淡淡的憂傷呢?
王安石提筆寫起方仲永,主觀意識上是要說明為學的道理,然而,在感情的深處,不免露出對同輩人的關懷、惋惜,甚至小時候那麼一點點不服氣的心理狀態。理性的海面下,總涌動著感性的暗潮。讀《方仲永》,不只是讀道理,也要讀感情。
疑惑三:
方仲永為什麼
大幅度退步了?
對於方仲永的教訓,我們在初中階段就知道了:人的天資不是成才的唯一因素,與后天所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的學習有關﹔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性﹔強調教育對人的智力發展有關鍵作用。
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有點粗糙。確切地說,方仲永之所以沒有長進,一步步貶值,與他沒法走出去有很大關系。
宋朝的讀書人意識到,要擺脫低層次,必須走出去,將已學的技能、文化放到外面的世界裡去進行一番砥礪。例如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就講過,生活在不過“數百裡之間”的范圍內,所見到的“不過鄰裡鄉黨之人”,對於書本哪怕是“無所不讀”,也會被狹窄的接觸空間所淹沒,空間上打不開,知識修養上就打不開。
可憐的仲永,限於家庭條件,不能走出去,在家鄉反復操作一種技能,結果把自己固定在這種低層次技能上,就等於把自己固定在某個生存層次上,一天天貶值,最后“泯然眾人”。這是多可怕的事,對現代人而言,也是一種教訓。本版撰文/劉黎平
(來源: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