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文學不是應景任務 是個性創作

　　非虛構創作不是形象工程，不是集體創作，不是企業訂制，不是機構委托，不是文學規劃，不是應景任務。它是由個體進行的個性創作，展示的是個人的視角與觀點。僅以“有沒有虛構”來區分，過於簡單化了

　　朝花周刊：當下，“非虛構文學”潮涌激烈，我們的對話從字面展開——“非虛構文學”中有沒有虛構？非虛構就等於真實嗎？
　　薛舒：看到最多的說法就是，非虛構文學寫作與中國學界慣常認為的“紀實文學”有類同屬性，也有本質區別。主要在於，前者更強調支持作者以個人視角進行完全獨立的寫作行為。
　　也許可以這麼說，非虛構創作不是形象工程，不是集體創作，不是企業訂制，不是機構委托，不是文學規劃，不是應景任務，它是由個體進行的個性創作，展示的是個人的視角與觀點。僅以“有沒有虛構”來區分，我覺得過於簡單化了。
　　小說是虛構，但虛構文學中肯定包含了很多真實的東西。而非虛構中是否存在虛構，我覺得，可能更多是在精神領域，或者思想范疇，或者說，對真實的某種假設、推測，這種假設或者推測，亦是基於作者的思考和精神領悟，不能叫虛構，但也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客觀存在。
　　關於非虛構與真實，我想，“非虛構”是一個文學范疇的定義，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非虛構作品，那是一個虛構作品。“真實”，更多是一個哲學定義，或者說是科學定義。有一種觀點將“真實”表述為“客觀”，即不依賴於主觀意識而存在。但是，“真實與否”，本就是基於某種准則的主觀定義，或者說，“不依賴於主觀意識而存在”這個描述，本身是主觀意識依據其來源於“自認為真實的世界”的經驗及知識而作出的判斷和界定。
　　好比伽利略說地球是圓的，當時權威階層的認識還很有限，人們認為他說的是不正確的，為此，支持伽利略的布魯諾還被教會燒死。然而時過境遷，所有人都知道，事實真相是地球的確是圓的。所以，基於主觀意識的認識如何能用於判斷所謂的“是否真實”？“我們認為是真實的”，或者“由我們所做出的定義判斷為真實的”，那就是真實的了嗎？這個很可疑。所以，我還是認為，非虛構與真實，是兩個范疇的定義。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說，非虛構以現實或歷史為素材，目的在於揭露真相，或接近真相。它的態度是質疑、反思與尋找，而不是歌頌、認同與証明。大概這麼說，更接近非虛構文學所要表達的真實。

　　假如我沒有把作品命名為非虛構，那麼讀者會怎麼想？他們會把它當小說看，還是當一個人的自述看？反過來，很多人在閱讀小說時會代入自己的感情、經歷，會認為那些都是發生在作者身上的故事

　　朝花周刊：你創作的非虛構文學和虛構小說中都寫到了父親，從原創性、真實性、文學性的角度，該如何評判這兩種不同的寫作模式？
　　薛舒：我在創作《遠去的人》時，起初沒想過要寫一個非虛構作品，而是僅僅把父親在病中的一些事情記錄下來。可能這些記錄下來的東西，以后可以成為我寫小說的素材。直到現在，我都在想象，假如《遠去的人》是一個小說，我該怎麼開頭？
　　老父親躺在床上，他六十年未見的初戀姑娘被女兒找來，可父親根本認不出他的初戀了，然后，故事是否應該追溯到父親的年輕時代？這麼說，就是一個十分俗套的小說，也可以是一部家庭倫理劇。一個患上阿爾茨海默症的老人，他的青春、愛情、事業，如今回頭看，非常陌生，或者說，那些曾經的成績、挫敗、愛、情感，都屬於一個陌生人，而不屬於他自己。那麼，終將逝去的青春、愛情、事業，對於人生來說，還有什麼意義？假如說，所有的過去都是為了用來在老去時追憶，那麼，當一個人失去“記憶”功能時，人生又何以稱為人生？
　　我總是容易說到有關生命與人生意義的思考和追問上，還是回到虛構與非虛構的話題。當時《遠去的人》在《收獲》發表后，有一位讀者對我說：這個小說寫得好，我很喜歡。我告訴她這不是小說，是非虛構。她很驚訝：那些事都是真的？這位讀者的反應，讓我生出一些好奇，假如我沒有把《遠去的人》命名為非虛構，那麼當讀者看到這個作品，他們會怎麼想？他們會把它當小說看，還是當一個人的自述看？
　　反過來，很多人在閱讀小說的時候，會代入自己的感情，或者代入作者的經歷，會認為那些都是發生在作者身上的故事。我有一個長篇小說叫《我青春的父親》，就是以我父親為原型寫的。寫這部小說時，我父親還沒患病，還健康著。他會讀我的小說，讀得更多的是中短篇小說。但是我沒有把《我青春的父親》帶回家，我不想讓他讀。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很怕他看出來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命運、細節，很多與他相像，我怕他覺得我寫得不好，因為他會認為，我寫的就是他。
　　現在想來有些后悔，我應該在他還沒有得病時，給他讀一讀《我青春的父親》。我沒有預料到他會得病，並且很快失去了記憶，現在他不可能讀我的小說了，他已經不認識我，不認識所有親人。當時他要是能讀到《我青春的父親》，至少他會看到小說中的父親，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正直的、有追求的、身周有著愛他的親人的父親，即便也許他會認為我寫得不夠真實。
　　對照前后兩個作品，《我青春的父親》和《遠去的人》，虛構與非虛構文學作品，各自都具備其原創性和文學性。至於真實性，舉個例子，攝影師拍了一個美女，畫家畫了一個美女，哪個更真實？也許畫家畫出了美女的性格、氣質等內在的東西，而攝影師拍下的只是表象，也或者，呈現了另一種氣質和性格。可是從作品角度來說，都是創作，但兩個作品中的美女，都不再是現實世界中的那個美女。也許這麼舉例不太恰當，但在我看來，不管是虛構文學還是非虛構文學，都具備各自的真實性，卻又都不是那個現實中存在的真實。
　　上面說的都是我淺陋的、不專業的、一個人瞎想的東西。其實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說，我並不關心什麼是虛構，什麼是非虛構，我只是在一個想法出來后，力圖找到一種最適合的語言和敘述方式，寫出我想寫的東西。如此而已。

　　細節是非虛構的基石。因為，細節是騙不了人的

　　朝花周刊：非虛構有主觀和客觀之分嗎？
　　薛舒：既然文學分成了虛構與非虛構，那麼我想，非虛構包含的文體會很多，而在能否合理想象、能否虛構情節與對話等方面都有其限制，也更強調有憑有據有採訪有史料等。還有，通過作者的親歷其境讓讀者身臨其境，在細節的豐富與真實方面，非虛構強調到了極致。細節是非虛構的基石。因為，細節是騙不了人的。
　　我記得在網上看到過一個訪談，是採訪《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戰軍老師說，那些被定義為非虛構作家的作者的作品，實際上“也是小說，也是虛構作品。作品大的歷史背景肯定是非虛構的，但具體的進程、文學的描寫手法，屬於虛構文學的范疇”。
　　對照自己的寫作，我認同並且非常喜歡這一敘述。如此，我認為，非虛構文學的確是以客觀為基礎的，當然，主觀的部分和層面，亦是必不可少。我願意這麼理解，盡管這麼說也許只是我在規避自己的“無知”。
　　如果想更多領略非虛構作品中的“客觀”與“主觀”，我想，可以讀一讀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或者諾曼·梅勒的《劊子手之歌》。
　　朝花周刊：在《遠去的人》中，你不追求事件記敘的完整性，不強調話語表達的公共性，也不崇尚主題意旨的宏大性，而是以非常明確的主觀介入性的姿態，直接展示“我”對“父親”患病進程的觀察、分析和思考，在愛與痛交織的心情抒寫中，情感的作用會更大嗎？
　　薛舒：我本人就是《遠去的人》中的一個角色，我不是以採訪者的身份去介入他人的事件，我是親歷者，我是當事人之一，所以，我的情感，我的感受和領悟，是作品所要表現的很重要的部分。我覺得這是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角色，當然，沒有人願意去“求”一個自己的父親得阿爾茨海默症的角色。但是，倘若我給自己制定一個寫作“老年痴呆症群體與其家庭生活生存狀態”的非虛構創作計劃，那我就得深入那些家庭、那些人、那些事中，刻意地去體歷別人的經驗和感受，很可能就是隔靴搔痒。
　　事實是，我的父親患了阿爾茨海默症，而我在經歷父親患病的過程中，焦頭爛額、百感交集、質疑生命、質疑親情，以及種種思考，很多病人的家屬與我一樣，都在體歷著，而我，正好是一個寫作者。我想，我有責任來寫一寫我經歷的這些事，這個責任，不是指某種在當下立即產生社會效應的責任，而是，我遭遇了一段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生活，我也因此而有很多體會、想法、質疑、領悟，作為一個寫作者，放棄、浪費這段經歷，恰是不負責的表現。我相信，別的作家也一樣，不一定立即寫，而是，醞釀、思考、積累，終有一天會寫，也許用非虛構的方式，也許是虛構。
　　朝花周刊：你覺得《遠去的人》的寫作是否屬於民間寫史（比如個人史、家族史等）的范疇？一旦個人歷史變成文字記錄，或就成了一種象征，它也就有了文學意味以及其他嗎？
　　薛舒：要我自己說，我肯定會說《遠去的人》不屬於民間寫史范疇。但我想，民間寫史，也算是非虛構創作的一種，是不是可稱為“文學”，另當別論。至於“文學的意味”，就是一種很曖昧的說法了。畢竟，那些寫下自己個人史的人，大多是十分願意與“文學”發生一點曖昧關系的。能與文學明確發生關系，而不僅僅只是“意味”，當然更好。
　　可是，並不是所有記錄個人歷史的文字都能成為文學，有獨立思考同時又有人類承擔，包括對理想價值的追求，永遠都是文學最核心的東西，離了這些東西，文學就會和其他東西混同，也就失去了獨特性和必要性。

　　受訪嘉賓介紹

　　薛舒，作家，中國作協九屆全委會委員，上海市作協主席團委員。出版有小說集《尋找雅葛布》《天亮就走人》，長篇小說《殘鎮》《問鬼》，長篇非虛構作品《遠去的人》等。曾獲《中國作家》文學新人獎、《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獎、《人民文學》年度中篇小說獎、《上海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