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勞碌不停
為了在一個工廠裡和平地安排好整個世界
1978年某日,26歲的燈泡廠焊錫工龔佩瑜收到一封來自北京的信,來信人是29歲的建筑公司鐵匠、混凝土工趙振開,信中說《今天》創刊號打算發表她寫的詩《致橡樹》。后來,這首詩進入了每一個中學生的語文課本,工人龔佩瑜和趙振開也成了更為人所熟悉的舒婷和北島。
2014年9月30日,1990年生的深圳富士康普工許立志墜樓身亡。彼時,深圳富士康“十三連跳”震驚世界。許立志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地點,則是一棟大型書店對面的寫字樓。“他想著想著/往前挪了一步”,一年以前,許立志早早地在一首題為《跳樓》的詩歌中設計好了這一時刻。如果沒有這些詩歌,終其一生,打工者許立志也許不過是一名“流水線上的兵馬俑”(許立志同題詩作)。
亦不乏人生逆轉者。在今年年初的一場“網紅春晚”上,女詩人余秀華與歌手龔琳娜一起獲得提名。余秀華已獲得主流文學界的肯定,類似於“年度致敬詩人”的稱號接踵而來。她也能夠嫻熟地出席各類綜藝活動,在名家雲集的場合侃侃而談。很多人未必讀過余秀華的詩集,但是一定記得“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以及她因為腦癱而不清楚的發音、略顯夸張的肢體動作。
作為“文學皇冠上的明珠”,要准確地描述當代詩歌的生存處境及詩歌創作者群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著“倉央嘉措”名頭的詩句流行於許多人的微信朋友圈簽名中,而僅存的幾份詩歌刊物則大大方方地與白酒廠商合作。“金樽清酒斗十千”,詩歌與這些頻頻從涉腐官員家中查出的名酒出現在一起,居然沒有一點違和感。
流水線天使,晝夜站在噪音和白熾燈光中/麻木地制造著美麗的雪花
詩歌是屬於文人的,是高貴的,脫俗的,小眾的。這大概是人們對於詩歌的“基本定義”。誠然,從唐詩宋詞以來,詩歌創作在中國文學史上帶有顯著的階層性。甚至連科舉考試也將詩歌寫作視為入仕的門檻,會寫一首好詩,就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現代詩同樣以文人開風氣之先。如今,你盡可以嘲笑胡適《嘗試集》的大白話,也可以沉浸於《再別康橋》的一詠三嘆中——這些現代詩的鼻祖構建了一個符合文人氣質的詩歌體系。
朦朧詩的興起堪稱一場狂飆突進,特殊的歷史造就了一批特殊的詩人,北島、舒婷、顧城,這些詩人在其創作生涯之處汲取靈感的地方不是書齋,而在工廠和工地裡。
但是,我仍然無法將北島們定義為“農民工”。這些“大院裡的孩子”因為早年的蹉跎,不得不臥薪嘗膽,隻要時機成熟,就迸發出驚人的創作力量。而且,在那個短暫的時期,工人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質上,都具有時代領導者的能力。而如今,3億“新工人”從農村走向城市。他們所能做的,無非是被動地等待城市日益增長的土地需求慢慢吞噬家鄉。
有別於城市精英或者知識分子對農民工的想象,這些農民工不光是“流水線上的兵馬俑”,也能展示出令人驚訝的創作力。非虛構電影《我的詩篇》,記錄了6位“打工詩人”的生活與創作。他們是手機生產工人,是叉車工、爆破工、制衣廠女工、少數民族工人,乃至在地下800米深處工作的礦工。如果將余秀華視為“打工詩人”的佼佼者,那麼在她的背后無疑有著一整個生機勃勃的創作群體。
這些不分晝夜的打工者/整裝待發/靜候軍令/隻一響鈴功夫/悉數回到秦朝
為什麼農民工選擇詩歌作為表達情感的渠道?這不是偶然。作詩需要天賦,需要與大地接觸的呼吸感,這些都是“打工詩人”能夠取得的。更重要的是,盡管詩歌貴為“明珠”,卻一直以來保持著低門檻。這不是說詩歌本身不需要技藝上的要求,而是說每個人都能很快地掌握作詩要領。以更苛刻的文學標准而言,“打工詩人”的作品自然良莠不齊,公眾目前能夠讀到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龐大基數上的選優無妨其傳播。《詩經》取材於先秦通俗民歌,誰也不知道在時間的長河中被淘汰了多少首。
不得不承認的是,“打工詩人”終究是農民工群體中極少數的成員。如今,傳播和褒揚這些詩人的主體,並非是與他們睡在一個鋪頭,一起去討欠薪的兄弟姐妹,而是他們日常工作的終端消費者。
城市中產階層具有詩歌欣賞能力,他們為出身低微的“打工詩人”拉大旗,並試圖在消費主義的時代謀取一種自我反省,並為來自工地裡的詩人們獻上“新工人”的雅號。無疑,僅憑“新工人”之力,不可能在一線城市溫暖的劇場裡組織朗誦會。通過作出這些努力,詩人的中產階層讀者試圖與“剝削”的對象和解,彌補消費造成的道德虧欠,這也像是他們與自身和解的過程。
爸,我越來越像你了/隻有頭發還有區別/隻有頭發把我們分成了父子
許立志的父親讀不懂詩,余秀華嫌棄前夫像長著大人模樣的小孩子。在讀得懂詩的城裡人,與讀不懂詩的鄉親、伙伴之間,“打工詩人”在心靈上更契合前者,在物質上難以擺脫后者。絕大多數時候,他們更關心的是能不能憑手中的詩歌找到一份“企業內刊”的工作,或者穿上一件自己親手熨燙過的擺在時尚展台上的新衣服。
很可能,命運給他們開的就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們不強求通過詩歌改變自己的命運,唯願自己的努力得到更公平的對待。(王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