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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二、法外有“法”，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罪由法定”，“罪刑从法”。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犯法获罪。法律中有贪污罪、贩毒罪、杀人罪、强奸罪、行贿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等等。法律有某罪名，才能给犯法之人定某种罪，否则就无法定罪。如果产生了新的犯罪行为，那么就要制定新法，以确定新的罪名。遍查法律，并没有“第一桶金罪”，因此这不是法律用语。所以这种说法不太好。如果“第一桶金”中有贩毒的资金，就起诉他的贩毒罪；“第一桶金”中有走私的钱财，就起诉他的走私罪；岂不一目了然？以“第一桶金”罪名执法，不但让法院无从下手，也会让有“第一桶金”的人，人人自危。企业不能安心生产，经济环境受到影响，绝非理智之举。以“第一桶金”追究清理民营企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如同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五反”运动，不是针对民族工商业者的行贿、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窃国家情报、盗取国家资财五种不法行为，而是笼统提反对民族工商业者的资本，很荒唐。
问者或说：现实的罪行按现在的罪名进行追查，可以不提“第一桶金”，那么民营企业原始的发家历史很令人生疑，尽管当时具体的定罪量刑法律也不齐备，难道有问题的“第一桶金”就任其逍遥吗？
那好，按我国法律的追溯期，可追前20年，现在即可追到1986年。须知那时党的十三大还未召开，1988年的《宪法》关于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还未明确，我国的工商管理部门还没有私营企业登记注册的概念，有些少量的企业即便本质上是私营企业，但同时也是戴着“小帽子”的个体户、专业户，或是戴着“红帽子”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和挂靠企业。追究清查是否要涉及这些众多的企业呢？他们打着集体的名义，三年一换招牌，目的是逃税，但是国家还是照发执照。为何？因为我党要解决就业问题，已开始打破“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实际实行了一种以满足就业为目标的经济结构体系。北京的大碗茶，安徽的傻子瓜子，大家不应该忘记吧。傻子瓜子还是上了《邓小平文选》的。
再者，1986年以前，若有人想把自己手中的现金、亲朋之间不用的生活费用、银行储蓄变为资本，变为“第一桶金”的第一推力，不吃国家“大锅饭”，不端“铁饭碗”，并树立全新的生存、谋生的观念，也需要极大的勇气。这是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打破头脑中种种条条框框的禁锢，解放思想并主动掌握自己命运的一次勇敢实践。这一实践也可比为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现实人间的“吃禁果”就是1978年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富民政策。它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令人羞耻的。只有厚颜无耻的“四人帮”才会说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话。这话太“圣洁”了，没有一点“原罪”。
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有显著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点，就是我国已建立了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但人民的家底却很可怜。1978年9亿居民手持现金180亿元，银行储蓄210亿元，人均约43元，一年的积累也就1元2角钱。这些细小的资金能转化为多少资本？谁心里也没数。但到2004年，全国企业法人中的个人实有资本竟达到5.1万亿元，占全国实有资本的28%，并超过集体资本和外商资本的总和。2006年三季度全国私营企业的注册金已达7.3万亿元。我国国有企业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的GDP还可望达到20万亿元。上世纪80年代左右，民营企业偷吃的禁果，究竟是“原罪”还是原功呢？从宏观环境上来说，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还应从上面说的那390亿元中去寻找吧？新中国既无殖民史，更无获得战争赔款的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有的只是家庭联产承包制，也无“羊吃人”的历史。
再说一个历史案例。1980年的北京，千里之外，一个青年从军队复员回乡，用400元的转业费申请了一个个体户照相执照，无固定营业点，跑街串巷，在公园门口为人照相，经营得有滋有味。为此吸引了一个港商要与之合资，但工商局认为个体户无资质与外商合作。当时也无私营企业的概念，怎么处理呢？此事报到国务院。经外贸部协调，特在1984年11月9日给这位个体户注册了一个“中国光彩实业公司”，从而使外资10万资金到位。这家实业公司由此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私营企业。这是我所知道的，在1988年《宪法》确定私营企业合法地位之前唯一一家私营企业。在这家私营公司的“第一桶金”内是否还有金钱之外的因素呢？我认为这一案例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民生的关心，对就业型经济结构的重视。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全国人民无一例外地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投入到这一事业之中。总体上全民获益，但也有受益不大或付出了很大代价而补偿不足的人群。改革开放的各种政策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其结果，当务之急是用新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新时期的群众实践，构建我们的和谐社会。如果不是向前看，而去追究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那就只能追寻到现实世界之外的伊甸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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