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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编者按：五十年前，他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翘楚，获校长颁发优秀毕业生奖章；十年前，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位居政治局常委；现在，他已然是一位作家，写随笔、写散文，还写小说。近日，吴官正最新作品《闲来笔潭》出版，讲述了一位领导人的心灵随感。人民网读书频道独家首发《闲来笔潭》精彩书摘，再现吴官正的人生哲理和为政之道。书中同时收录了吴官正夫人张锦裳的回忆文章《相伴五十年》，讲述了夫妻五十年相濡以沫的岁月真情。
书名：《闲来笔潭》 作者：吴官正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注：人民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对本书进行连载，禁止其它媒体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吴官正，男，汉族，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4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吴官正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创作的随笔、散文、杂记、小说、对谈等文学作品及部分画作。既有青少年时代的生动回忆、工作后的难忘经历以及退后所思所悟等写实之作，又有寄实于虚、寄虚于实、虚实结合的虚构篇章。读来或使人感慨，或令人称奇，或怡人心智，或催人奋进。
上一章：相伴五十年（一）：两人相识之初
相伴五十年（二）
张锦裳
暑假结束，他就去清华上学。我们到鄱阳中学去与老师告别，没想到杨副校长要他到财务科领20元钱，上饶教育局给考上大学的学生总共拨了50元路费，给了他五分之二。我的哥哥给了20元，他叔叔给了一些钱，他的姐夫和妹夫也凑了一点儿。听说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我把一件自己的旧棉袄给他带走。
他走后不久，我就去田畈街中学教书。公公用扁担挑了一床被子，一个小箱子，送我去报到。到了鄱阳，本来打算在亲戚家住一晚。不料，女主人一见到我们，就赶紧往屋里躲；男主人说，我这里住不得。我赶忙说：“爸爸，我们走。”当时已是黄昏，我们只好来到一家旅社门口，坐在那里等待天亮。没想到遇到了高二时辍学的同学黄沐贞，她虽然很穷，还是请我到她家吃了饭，硬把我留了一天。离开时，我送了一些咸鱼给她。说也巧，在鄱阳县城的大街上，又遇到一位姓施的同学，他说田畈街中学离我家有上百里，最好能回余干教书。然后他到邮局给余干教育局打电话，问要不要老师，教育局当即答复同意接收，这样我就调头返回余干，被分配到三塘中学教书，免受了许多奔波之苦。
到了三塘中学，发现只有我一个女老师，年龄也最小。我每月只有26元钱工资，还要赡养公婆、承担家里的日常开销。第二年大儿子出生，增加了新的生活压力，只能节衣缩食。我夏天舍不得买蚊帐，冬天晚上就用盐水罐子装热水放在脚下取暖；每月买些米，靠公公、婆婆捎来的咸萝卜、咸腌菜、咸鱼下饭。由于缺乏维生素，嘴巴长了疮，脚常烂，鼻翼两旁常脱皮，红红的。由于营养不良，有时候感到天旋地转，眼前好像有各种颜色的东西飞来飞去。朱国治老师两次劝我：“你要吃点新鲜菜，注意身体。”过了段时间又对我说：“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每家都有难念的经，目前我家的情况只允许我这样，以后不要再提了，不然我心里很难受。”有一次吴官正回来，校长找他谈话，说：“你要关心张锦裳老师的饮食，这样下去她身体撑不住的。”从那以后，吴官正再不允许我寄钱给他，寄过去他就退回来。
我对穿衣服也不讲究，当然也没条件讲究。当时发的布票，全交给了婆婆。有一天上课，我在板书的时候，学生们在下面笑。我转过身来问：“你们笑什么？”学生们说：“你看你的背。”原来我褂子破了。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到娘家，遇到小学同学来找我玩，妈妈看到我穿得太差，伤心得掉眼泪，从妹妹黄裳身上脱了件衣服给我穿上，才让我出去。
吴官正在清华上学时，也给我买过一些东西。先是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可惜他不知道我穿多大号的，小得穿不上。后来，又托人给我捎回一块布，料子很漂亮，我也很喜欢。当时江西余干农村，一般人家每年只有春节和端午节才请裁缝到家做两次衣服。我想让裁缝用这块布给我做一件褂子，师傅量了量尺寸，开玩笑说，这点儿布只够做条短裤。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到北京出差，去看了官正，回来后告诉我说，北京很冷，赶快给他做几件衣服。我向婆婆要布票，她问：“是给你买还是给官正买？”我说：“怎么啦？”她没作思考就说：“给你买，就拿去，给官正买，就不用了。”我吃惊地问：“为什么？”她说：“官正在北京，靠着毛主席，还会冻了他？”我只好从娘家要了布票，买了一套绒衣给他寄去。这个同学第二次去北京出差，回来时官正托他给我捎了一套衣服。他回来后对我说，自己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希望我把这套衣服借给他。我非常为难，但同学开了口，还是给了他。1960年，大儿子出生。因为是第一胎，好几个小时才生下来。当时身边只有两个女学生陪着我。孩子刚满月，我便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返回三塘中学教书，在路上正好遇上倾盆大雨，身子被雨水浇透了，从此落下了风湿病，经常腰痛、脚痛。1964年，二儿子在乌泥老家出生，接生员从地里赶回来就接生，农村条件差，没有消毒的酒精，剪刀也是生锈的，孩子生下来得了破伤风。我哥哥挑着孩子赶到县城，正好我的同学在那里当护士，赶紧给孩子打了针，才保住了他的命。
那时官正两年才回来一次，我既盼他回家团聚，又为他往返的路费发愁。有一天，我正端着罐子吃饭，工友送来了他写的信，说是暑假不回来了。我看后先是有些怅然，又感到一阵轻松，心想上次他回来时借的钱还没有还清，这次不用再借钱了。可是没过几天，突然有人给我捎信，说吴官正已经到家了。我当时一下愣住了，学校规定教师借钱一次只能借工资的10%，老师都放假了，去哪里借钱呢？只好待在学校。校长知道了，特批借给我五十块钱，救了燃眉之急。
那时每位教职工要负责为学校种一小块菜地。一年秋天，我把菜地里的老白菜拔掉，准备再种上其他菜。有个领导给我穿小鞋，说老白菜的菜籽是留作种子用的，我这么做是破坏生产。这样我就被下放到小学教书。又过了不到一年，中小学的老师全部下放，让工人、厨师和清洁工教书。下放期间，我在吴官正家乡种了两年多田，做饭、纺花、织布、做鞋、喂猪，样样都干。刚开始挑着担子过独木桥，吓得直哆嗦。这段时间的农村劳动增加了我对农民群众的了解，加深了与他们的感情。
落实政策后，到乌泥学校任教。我尽全力解除官正的后顾之忧，婆婆生病，我忙着请医生、买药、端屎倒尿，悉心照顾；支持他弟弟上学，帮他弟弟买衣服和一些日用品，后来又张罗着给他弟弟找媳妇，添置了一房子新家具，将弟媳妇娶进门。我觉得丈夫不在家这就是我的责任。我的房间里只是一张破船板拼的床和一个透明的塑料袋。
我对吴官正非常信任。在三塘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带着小孩来玩。她跟我说：“我好可怜，丈夫上大学不要我了。而且他只是上的一般大学，吴官正上的还是全国最有名的。我现在一无所有，你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寄钱给他了。”我说：“吴官正在北京读书正需要钱用，我不能不寄钱去。他本质很好，非常负责任，我很相信他，他不会变心的。”有一次，乌泥大队的干部讲吴官正要与张锦裳离婚，他的堂兄吴火正听到后跑到学校告诉了我。我见他言之凿凿，就让他写信给吴官正，问是怎么回事。就在等待回信这段时间，同事、工友议论纷纷，我也有些六神无主，上课走神，站在讲台上发愣。后来，校长找我谈话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不要听他们瞎说。”我婆婆知道了也说：“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绝不会做缺德的事，你放心。”官正收到堂兄的信，就把信交给了组织，组织上专门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吴官正是个好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让我不要听信谣言，保重身体，安心工作；组织上还给公社党委写了信，请公社领导帮助做我的工作。暑假吴官正从学校回来，有的乡亲们认为他是回来离婚的，还有人说，我们商量好了，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两只箱子，一人一只。为了澄清这件事，他拉着我到大街上走了一圈。我告诉他：“人家都说咱们要离婚，连县委书记都这么说。”他说：“你怎么能轻信别人的话，党和人民是希望我们好，不希望我们分开，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他清华大学毕业前，在上海实习，与同学们一起攻克了一些难题，加上品学兼优，学校给他发了金质奖章。党组织曾动员他考研究生，他考虑到家庭困难，没有报考，后来学校党委打电报到上海，要他回校参加研究生补考。考试完，他回到老家说不想再继续读了，我劝他坚持下去，说：“家里的事你不要考虑，我来顶着。”他又读了三年研究生。毕业后，上海的一个研究所要他去工作，他说：“上海人才多，不容易带家属进去。”组织上又让他去北方某单位，他怕我和孩子们吃不惯杂粮，提出去武汉，那里离家乡也比较近。他到武汉报到，提出去工厂，并说工厂离市区远一些、工厂大一些更好，可以不受干扰干工作，也会有比较好一些的科研条件。就这样，他去了武汉葛店化工厂，那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大化工厂，方圆有几公里。（待续）
下一章：相伴五十年（三）：给孩子上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