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程乃珊与王安忆

　　□西篱

　　多雨的四月，程乃珊走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先后读到程乃珊的《蓝屋》、王安忆的《小鲍庄》，从此喜欢上这两位女作家。其中，程乃珊是最容易令人联想到张爱玲的。张爱玲是程乃珊母亲在圣约翰大学时的同学。对于四代人生存于上海的程乃珊来说，张爱玲的生活，作品中的那些人和事，正是她熟悉的昨天和历史。张爱玲在小说中随时随地描绘的清末民初的老洋房和西式洋房，程乃珊熟悉得很，并且，《色·戒》中的南京西路，差不多是程乃珊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这些都不是奇迹，奇迹在于，虽然生活的年代有所不同，她们对上海这座城市了解得透彻、那种地缘情结，却是一样的。程乃珊收藏有一千多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旧上海的老照片。

　　程乃珊的写作，就是从历史和情结开始的。 因为从小生活在上海、香港两地，既有对上层工商、金融界生活的丰富阅览和感受，又经历过特殊时期的变故和磨炼，能够用另外的眼光来审视家族风貌与社会景象，她创作了《蓝屋》、《金融家》、《丁香别墅》、《女儿经》、《穷街》等作品。

　　老电影艺术家秦怡称程乃珊为上海小资情调的开拓者，赞赏有加。“她眷怀洋场氤氲、咀嚼海上风华，不仅对上海滩的名门淑媛、少奶奶、歌女、影后、保姆、女工等风俗画卷了然于胸，更是以一位地道的‘上海Lady’标准要求着自己，衣衫不整不上餐桌、头发不梳不出门。”每次去香港，她都要去浅水湾大酒店喝下午茶，透过酒店的玻璃窗遥望浅水湾沙滩，醇香咖啡滑过喉咙，她的幻觉也和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和自己作品中的情节融合到了一起。

　　和程乃珊全然不同的，是王安忆的出身背景。谁都知道，王安忆的母亲，当代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出生平民，是从新四军队伍里成长起来。但和同时代大多数作家不同的是，茹志鹃对严峻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深感忧虑和悲凉，并在创作过程中竭力对革命的宏大叙事进行回避，通过剪裁和净化处理，力求在虚构的理想化的日常人伦情感话语空间释放内心的焦虑。我坚信，茹志鹃面对文学受制于政治的清醒与思考，对她女儿一定是产生了深刻影响的。

　　去年9月，英国著名女作家A.S。拜厄特在上海，就当代女性写作与王安忆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话。拜厄特说：“我不想写小女人的东西，而是想写对人的思想有解放意义的小说。” 王安忆说：“女作家是一个感情充沛的存在，我觉得要比男性作家的感情充沛很多，也更关注细节，女作家的特质非常合乎文学的性质。我自己觉得很幸运，我是一个女作家。”

　　王安忆表达了一个女作家们都非常熟悉的经验，那就是从自我出发，自我实现之后对普遍的人的精神关注的渴求。这个渴求同时也是责任。

　　王安忆也常被人们拿来与张爱玲对比，因为她们具有同样的生活背景，同样的敏感细腻，同样深谙滚滚红尘背后的世道人心。但她们亦是全然不同的。不仅王安忆与张爱玲不同，现在的王安忆和上个世纪的王安忆也不同。她的创作一直很有力量，在推进中有着新的变化。

　　有人认为女性写作是一个不断争取的过程，还有人认为女性写作就是反抗。无论是争取还是反抗，这样的作品我们见得很多，尤其是以身体为源泉的写作，在商品时代格外容易被消费和传播。但这种写作的格局，终究容易促狭。她们以文字为利器，实现了宣泄与批判，却无法达到王安忆的悲悯和关怀。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