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规范仍有不少问题 成"最熟悉的陌生人"【2】

　　[汉字怎么来的]

　　[简体字的背后]

　　汉字革命与现代性

　　作者 朱大可

　　百年以来，汉字始终面对着被消灭的危机。陆费逵、钱玄同首倡“拉丁化”，瞿秋白怒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还有人高调痛批“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和“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绝大多数苏联乃至西方汉学家，都视汉字为落后的象形文字。本土激进知识分子的“汉字拉丁化”倡议，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响应。

　　这场文化喧嚣终于在1956年成为现实。从1月份起，仅两个月时间，《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就倾巢而出，其中拼音方案的目标，是推动扫盲识字运动，待时机成熟后再废汉字以代之，而简化字则是汉字被取代前的过渡形态。但这种简体字方案，正是急功近利年代的畸形产物。

　　简体字推行者声称，简化字减少繁体字笔划，加快书写速度，减少繁体字数量，降低认读难度，由此为扫盲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尽管简体字扫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盲，但中国大陆的文盲比例，却仍远高于繁体字的港澳台。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 “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传》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传》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

　　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

　　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新简体字世系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80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我们只剩下惟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汉字艺术]

　　短命的﹃第二批简体字﹄

　　据腾讯历史

　　在汉字简化历程中，“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是一个被否定的产物。在这种方案里，“副总理”被写为“付总理”，发展的“展”字是尸体的“尸”字下面加一横。这种“超简化”的字体，仅仅试用过半年就被叫停。

　　【起因】

　　汉字继续简化是路线斗争需要

　　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揭开汉字简化的序幕。

　　1964年，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收录2235个简化汉字，成为目前通行的规范汉字的来源，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之后又选定“第二批简化字”。收集的资料，主要来自文字改革委员会1972年各省、市、自治区征集的新简化字材料，推荐的新简化字材料，以及群众来信中提供的新简化字材料。然而，这些所谓的新简化字，很多只是来自各地人们“大字报”里的创作，为简化而简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约定俗成机会，不是成熟的俗体字。

　　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

　　【试用】

　　“二简字”引发反弹 半年后即停止试用

　　“二简”想方设法减少笔画、简化结构，大致上可以从简化形体和同音兼并两个方面去分析。淘汰了一部分“容易读错和写错的字”，改为同音字；将一些复杂的偏旁和结构简化或变换为新的写法；合并了一部分偏旁。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了大的手术。

　　简化结果为：“草案”把原来590个一简字化为462个二简字(不包括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391个二简字)。平均笔画从13．1降低到6．9，二简字比原来的一简字的笔画几乎减少了一半。在看似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弹。

　　1978年3月4日，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23人联名写信，要求第五届全国政协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主要文件不采用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批评者说，直观地看，这些简化字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二简”方案放弃了原来取得成功的以“简化偏旁”和“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为简化的主要方式，而是缺乏规律地甚至是大量地简化字形；一些字只在个别行业或某个地区使用，普遍性不强。有的为简而简，是人为新造的，缺乏约定俗成基础，所以难以推行。而且方案拟订和公布过程十分仓促，事先既未召开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也未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废除】

　　胡耀邦一锤定音 “二简字”被彻底否定

　　1985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强调国家语委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一通知表明拼音化道路已被放弃。

　　随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二简字”的问题。胡耀邦说，已有的简化成果要稳定下来，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

　　1986年6月，国务院转批了国家语委废除二简字草案的请示。随后，国家语委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计2235个简化字，只对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6个字做了调整，沿用至今。这表明，“二简字”这个从1972年就开始酝酿的特殊时代的产物，被彻底否定。

　　“二简字”推行的时间只有半年，但影响还是非常广泛。受影响最大的是当时在公安部门登记的姓氏，由于不方便改动，所以很多人使用的其实是被废除了的“二简字”里的姓氏，例如许多“萧”姓现在被写作“肖”，“阎”姓写作“闫”，等等。

　　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

　　谷文达1955年生于上海，是中国当代艺术中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之一。这件他历时十年完成的作品，涉及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与再翻译，而其文本被镌刻于50块大石碑上，同时也制作了50张拓片。它试图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以其血脉中传承的历史、文学和艺术的因子与英语世界对话。

　　徐冰 《地书》

　　徐冰1955年生于重庆，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地书》是一本可读的小说，是徐冰用几年来搜集整理出的一套“标识语言”写的。二十多年前的《天书》表达了徐冰对现存文字的遗憾。而这本《地书》，则表达了徐冰一直在寻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