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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是目前以色列文坛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也是最具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他曾提出建立“两个国家”办法来解决以巴纷争，并因此受到瞩目和尊重。
《耶路撒冷异乡人》【以色列】萨义德·卡书亚 著吕玉婵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 定价：32.00元
《爱与黑暗的故事》【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钟志清 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1月 定价：35.00元
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是，1975年出生的萨义德·卡书亚是一个生活在以色列、以希伯来语进行创作的阿拉伯后裔。这种矛盾交织的身份，正是卡书亚创作的来源。
谈到希伯来，你会想到什么？新闻联播上出现的耶路撒冷哭墙，战争，冲突，流亡……余下的想象空间实在太少。
事实上，1966年，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不过，那个时期，希伯来文学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还是极为陌生。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以两国建交，一些出版社开始引进希伯来作家的作品，这才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大门。
近几年，希伯来文学作家在国际文坛上再次名声大起。
2013年5月底，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获得2013年弗兰兹·卡夫卡奖，这是捷克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值得注意的是，2004、200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曾在获得诺奖之前获此奖项。
奥兹曾经在对中文译者钟志清的访谈时称：“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
与奥兹一样，那些希伯来作家的作品底色，就像耶路撒冷群山上伫立了几千年的石头，历史在上面只留下风化的痕迹，而文学恰是刻在石上的肌理，带领我们按图索骥，寻觅那片地域的瑰丽文化。
老一辈作家：
找到了家园，找不到和平
希伯来，译自英语Hebrew。在犹太人的字典里，这个词的意思是“渡过”。最早的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意思就是“渡过河而来的人”。
在饥荒，逃难，战争，冲突中，希伯来人迁徙了几千年。在祖辈的故乡建立家园，这便触及以色列犹太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众多巴勒斯坦人开始流离失所、踏上流亡之路 ，阿以双方从此干戈未断。
阿摩司·奥兹曾这样描述：在两千年的流亡过程中，犹太人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在许多国家，犹太人遭到仇恨，也遭到迫害，他们找不到家园。而今在以色列，我们找到了家园，但是找不到和平。
2007年，奥兹来华，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演讲中，谈到了影响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最重要因素。奥兹称，其中之一就是，犹太人讲述一百多个国家的语言，却从来没有口头交流语言进行日常生活对话。
在110年间希伯来语发展极其迅速，越来越多的希伯来作家开始用希伯来语进行文学创作，希伯来文学的进入到了迅猛发展时期。
新生代作家：
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负担
在以色列文学中，你可以看到德国文学的影响，看到俄国文学的影响，看到阿拉伯文学的影响，看到伊朗波斯文学的影响，看到拉美文学的影响，还可以看到欧洲文学的影响。作家在创作中往往融入了几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以色列希伯来语文学的全方位革新，在20世纪80年代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希伯来文学研究者、阿摩司·奥兹作品的中文版译者钟志清说，那个时期，许多希伯来作家开始厌倦大是大非，厌倦为民族的命运进行呐喊。与此同时，以色列社会本身愈加城市化、西方化，文坛上相应地呈现出一种多元倾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一些作家，诸如奥兹、约书亚、阿佩费尔德等在文坛上极具影响。
许多在上世纪80年代脱颖而出的中青年作家在新时期与老作家难分伯仲。大卫·格罗斯曼的《证之于：爱》堪称大屠杀文学创作的经典之作。梅厄·沙莱夫以幽默诙谐的风格与出色的语言才艺成为以色列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对新生代希伯来作家来说，重要的是要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在他们看来，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专访希伯来文学研究者钟志清
奥兹无缘诺奖，原因很复杂
阿摩司·奥兹，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一个亲历以色列建国的希伯来语作家。
他的作品不仅在以色列十分流行，而且在欧美世界影响很大，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并多次获大奖。近年来，更是屡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不过，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奥兹的短篇小说相继被翻译成中文，中国读者才开始慢慢听说奥兹。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南京译林出版社大胆抉择，在没有任何外来资助的情况下，购买了奥兹作品的五部版权，出版《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沙海无澜》、《了解女人》、《费玛》等长篇小说，在中国学术界、创作界与普通读者当中引起反响。
2007年，68岁的奥兹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上海做了大概八场演讲。谈到对自己作品的阐释，他对中国读者说：“我希望你们能读我的作品，因为我的作品描写了某些你们在新闻中读不到的以色列，讲述了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它们就如一张旅行票、一个邀请，邀请你进入一个陌生家庭的各个角落。”
新闻中读不到的以色列，这正是奥兹作品的魅力。与某些希伯来作家所惯用的宏大叙事不同，奥兹更喜欢把笔触放在细微的家庭婚姻中。但在描写家庭生活时，又把笔触延伸向当代以色列的社会语境和犹太历史场景。
“奥兹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天才，能够将以色列复杂的历史融入最卑微的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来。”英国《卫报》曾这样评价奥兹的创作。
奥兹甚至写过一本《了解女人》，细腻得让人觉得他比女人还了解女人。
动乱之地促进作家思考
《文化广场》：在很多中国读者眼里，以色列是一个经常出现民族冲突的动荡国家。这会不会成为希伯来作家的写作优势？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能给作家带来创作的灵感和源泉？
钟志清：生活在动乱之地肯定能促进作家对生活的思考。他们生活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一切都大于生活，尤其是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对他们肯定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广场》：一切都大于生活，指的是受社会环境影响吗？
钟志清：对。但是，奥兹在作品中不仅仅体现动荡的社会问题。他的很多作品都有抒情色彩，是美文。我记得《我的米海尔》刚出来，池莉写了很好的书评，很多中国作家对此大有褒奖。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有共鸣的。这体现在形式上的美，语言，文字都很美。
《文化广场》：不过当下，中国读者对希伯来文学大多并不十分熟悉，希伯来文学在中国的推广是不是需要更多时间？
钟志清：英美文学，英美文化都走进了大学课堂，所以中国读者在阅读英美作品的时候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你给中国读者一个完全陌生的希伯来文学，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对不同文化非常有兴趣，也有一种是可能他有一定的阅读障碍，就不读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推广，也需要更多译者翻译出更好的作品来。
他每天都在全力以赴地写作
《文化广场》：你认识的奥兹是个什么样的人？
钟志清：我最早在特拉维夫大学和他见过几次，后来在本·古里安大学和他同事了四年。奥兹是一个很儒雅谦和善良的人。对人也很客气，睿智。如今，他已经退休了。家已经从沙漠小镇搬到了特拉维夫。他每天都在写作，全力以赴地写作。
《文化广场》：奥兹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他很了解女人，这是不是说明他是一个情感很细腻的人，是个感性的人？
钟志清：奥兹是学哲学的，怎么会不理性？他很理性的，非常有逻辑。但这并不妨碍他具有人情味儿。他非常严格，不是随意的人，不像有的作家创作很随性。他以前住在沙漠，每天六点起在沙漠走几十分钟，然后写作。
我最近翻译了他和《巴黎评论》的访谈，是上海九九约的。这篇访谈和我认识的他能对得上，他认为写作是严格的事业，需要有审美和想象，但有他自己的原则在里面。
中国读者更喜欢他的家庭题材
《文化广场》：我注意到，奥兹的作品有很多类。《我的米海尔》塑造他善写女性的特色，他还写过《故事开始了》这样探索写作技巧的文章。他的写作风格是不是多元化的？
钟志清：1966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集，后来又写长篇小说，政论集。每一部作品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像《我的米海尔》是写婚姻生活的，后来《黑匣子》写离婚生活，在爱与被爱的边缘，揭开了以色列社会政治中的诸多谜团，堪称一部犹太史。而《一样的海》，《乡村生活图景》又是在探讨人性的。所以说，奥兹传递给我们的是多棱的视角。
《文化广场》：奥兹和其他希伯来文学作家有什么不同？
钟志清：现代希伯来文学在流散地复兴，记载下犹太人流亡异乡、魂系耶路撒冷的心路历程。以色列建国后，本土作家第一次以希伯来语做母语，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以色列人所面临的新的冲突与挑战，强调集体主义精神。
奥兹属于新浪潮作家。新浪潮作家在不忘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开始注重到个人的生存价值。
奥兹在中国受欢迎的作品基本上都和婚姻家庭生活有关，以家庭为一个支点延伸出去。注重挖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文化广场》：就写作风格而言有什么不同？
钟志清：奥兹的语言有很强的抒情性，语词典雅，文学性很强。他的作品有很多蒙太奇的写法，不是纯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另外，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也非常明显。
短篇集《乡村生活图景》已译完
《文化广场》：在您来看奥兹的作品为何能受到全世界欢迎，甚至一度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呼声颇高的作家？
钟志清：他自己讲过，他的作品是以写家庭为主。小到一个家，大到一个世界。让人有一种亲近感。尤其是国际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有所体现。
《文化广场》：可惜今年又与诺奖擦肩而过，你预测他何时可能获诺奖？
钟志清：诺奖是复杂的现象，恐怕与政治、外交纠结在一起。如果光从文学角度来讲，奥兹得诺奖是当之无愧的。但他毕竟是以色列人，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以色列作家，可能会引起其他问题。阻碍他得奖有其他因素。
《文化广场》：能否透露下你正在翻译的奥兹新作内容？
钟志清：《乡村生活图景》，书稿已经译完。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有七八个故事放在一起，都是没有结局的结局。我想其中蕴含着奥兹对好多问题的思考。好多故事本身都没有结局就结尾了，读者继续想下去可能会有很多结局。
专访希伯来作家萨义德·卡书亚
身份正是他的创作来源
2013年7月，一位年轻的希伯来作家萨义德·卡书亚的新作《耶路撒冷异乡人》被首次引进国内。
该书甫一出版便横扫各大文学排行榜，蝉联逾30周，荣获“伯恩斯坦文学奖”，并入围“萨丕尔文学奖”决选。萨义德·卡书亚也因此被以色列《国土报》称作当代最重要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
事实上，萨义德·卡书亚迄今为止也只出版过三部作品，前两部作品分别是《跳舞的阿拉伯人》和《留待清晨》。
与其他前辈阿摩司·奥兹、大卫·格罗斯曼、梅厄·沙莱夫等人不同的是，1975年出生的萨义德·卡书亚是一个生活在以色列、以希伯来语进行创作的阿拉伯后裔。这种特别的身份，正是卡书亚创作的来源。
在接受《文化广场》记者邮件采访时，萨义德·卡书亚表示，将自己所属身份置于国家的交战方，他不得不承受各种内心挣扎。为了更好地生存，他让自己变得像个以色列人，只用希伯来语写作——却放弃了母语写作。这些苦痛幻化成他笔下的个体人物，那些具体的阿拉伯人，或犹太人，是如何在平常生活里的民族矛盾中生存，挣扎。
在所有的尝试中，萨义德都希望讲述这样一段故事，将巴勒斯坦的话语也纳入以色列的话语中并让二者共存。他认为，这是改变现状的方法之一。不过，他又透露出难以言说的不自信——“也许我太幼稚了，竟然寄希望于写作可以带来政治上的变化。”
让犹太人听到我们的故事
《文化广场》：人们如今提起你，会说你是“以色列最著名的阿拉伯作家”，这位阿拉伯作家却从来不用阿拉伯语写作。在以色列人外衣下、用希伯来语走上成功之路的作家萨义德·卡书亚，藏在你身体里的那个“阿拉伯人萨义德·卡书亚”还在(活着)吗？
萨义德：我是以色列共和国的阿拉伯人，我从未试图隐瞒这一点。使用希伯来语是生活在以色列的必须部分。以色列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必须学习希伯来语，要想高中毕业，还必须经过希伯来语考试。以色列的大学、医院、法庭、大多数工作场所也都使用希伯来语。以色列境内的医生、律师、学生和阿拉伯劳工也都说希伯来语。如果你的母亲不是犹太人，你就无法被以色列这个国家“接受”。
确实可以说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在国家认同感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但我并不认为语言是确定身份的决定性因素。
《文化广场》：每一个民族为了守护自己的母语，都极其顽强，对作家来说，母语几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寻根”。您为何只用希伯来语写作？
萨义德：我用希伯来文写作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送进以色列最好的寄宿学校之一，他们让我学习科学，但我对文学的兴趣超过了物理学。所以客观来说，我的希伯来语比阿拉伯语更好。
第二个理由是我从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父亲和祖母的故事讲给犹太人，我希望写作可以让以色列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理解和思考。也许我太幼稚了，竟然寄希望于写作可以带来政治上的变化。
必须注意的是我妈妈讲的并不是文学性的阿拉伯语，而是巴勒斯坦农民的方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能用于文学作品。阿拉伯语的口语和文学用语是有差别的，要想掌握文学用语必须在学校里像学希伯来语一样认真学习。
《文化广场》：一个用希伯来语写作的阿拉伯裔作家，即便成功了，还能看做是“阿拉伯作家”的成功吗？
萨义德：确实，希伯来语对以色列的阿拉伯族群来说，这是日常生活和工作所使用的语言。我想说的是，相对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感来说，语言只能是个工具。对我还有像我一样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来说，它只是个生存的工具。
不能用文化差异解释冲突
《文化广场》：越来越多的希伯来语写作的作家受到世界的关注，阿摩司·奥兹不久前还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在你看来，原因是什么？
萨义德：我不知道以色列作家在海外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所知道的是，以色列人的阅读习惯相当好。我还知道很多书被翻译为希伯来语。在以色列，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将其文学作品推向全世界。而且不仅仅是公关做得好，全世界一直对犹太人保持兴趣，也许对以色列文学的兴趣也是这种对犹太人兴趣的一部分。
《文化广场》：你既写电视剧，也发表评论，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尝试，对你写小说有什么帮助？
萨义德：我目前除了给《Ha'aretz》报纸写文章以外，还在写新一季的电视情景剧，同时也在创作第四部小说，很辛苦。
虽然都是写作——文学，电视和报纸——但它们几乎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写作，都有不同层面的关注点和认识。在为报纸或电视写作的过程中，我留了很大空间给政治和社会评论，这些都是反映国家现状的时评。
《文化广场》：文化冲突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就以色列而言，有什么特殊性？
萨义德：在以色列问题上我并不相信文化差异。我觉得他们试图利用文化差异解释冲突，而这种冲突本来是民族性的，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
恭喜你，发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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