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针法有12类130种 “衣锦线”70道工序成绝技

　　蜀绣的历史十分悠久，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最初，蜀绣主要流行于民间，分布在成都平原，世代相传，至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形成行业，尤以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最为著名，刺绣手工作坊有八九十家。

　　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清政府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各县劝工局也设刺绣科。劝工总局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据统计，蜀绣针法有12大类，130余种之多，在四大名绣中是最丰富的，而70余道“衣锦线”更是蜀绣所独有的绝技。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画作入绣，既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曾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

　　中国传统的祝寿图——百子图， 由于含有大乃至无穷的意思，因此把祝福、恭贺的良好愿望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图案描绘了许多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亭台楼阁间互相追逐嬉戏，他们手执彩旗，好像在站岗放哨，还有的在捉迷藏、打秋千、下棋……每个孩子神态形象都各不相同，他们表情天真可爱，十分有趣，刺绣者将每一个小孩的调皮可爱之处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让人们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快乐。

　　一些“老成都”至今还记得，科甲巷中的张老头为“五老七贤”之一的尹仲锡先生六十大寿，刺绣了“百子图”。据说，尹仲锡先生一见大为惊叹，决定让张老头训练一批徒弟，专绣“百子图”。但全年生产不过百十来件，而订货者络绎不绝。在这之后，科甲巷绣花铺为了使“百子图”使用范围扩大，将寿幛改为了床单和被面，一时轰动蓉城，人们争相购买。到“七七”事变的时候，科甲巷的绣花铺每况愈下，纷纷关门破产……抗战胜利后，“百子图”床单、被面的生产在科甲巷开始复兴，后又遭物价暴涨，“百子图”逐渐从市面上消失……

　　这一故事，从一个角度展示了科甲巷蜀绣精品“百子图”的嬗变，其实也体现了科甲巷民族手工艺的兴衰。清代定晋岩樵叟在《成都竹枝词》九首里，第一首就描绘了科甲巷的民风：

　　新岁买灯科甲巷，近添顾绣似三江。

　　丝丝绣出多花样，谁嚼残绒唾北窗。

　　要注意最后一句，是指女性用嘴来整理刺绣制品上的线头和绒毛。这又是一幅多美的画面！

　　当时，来自省内各地的举子，为参加科举成为文甲之士，不少学子在这里食宿。但巷内的绣花铺女工成列，丝线与蜀绣在阳光下五彩斐然，摩肩接踵，足以让举子们目迷五色了。据说，绣花铺特意出卖一些男欢女爱题材的绣品，借物传情，因此使蜀绣的百态千姿中孕育出妙龄韶华的风情。

　　农历七月初七，千百年来，我国民间把这一天称之为乞巧节或女儿节，是姑娘们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是日晚，科甲巷绣花铺的姑娘、媳妇都要洒扫庭院，设香烛、瓜果，拜织女星，以求提高其绣技，民间称之为“敬巧神”。以碗盛清水，将灯草或豆芽截成短节浮于水面，观看水中浮现之水影，以验“乞巧”。用手搅动使其旋转，如有两节相遇，即是如愿得巧，便预示来年会绣出精妙的绣品，自然得到众多女伴的羡慕。清人杨燮《锦城竹枝词》云：“豌豆芽生半尺长，家家争乞巧娘娘。天孙若认支机石，块质犹存织锦坊。”(郑蓉《瑰丽精美话蜀绣》，见《文史杂志》2008年第2期)

　　锦华馆的昔年风华

　　近年，锦华馆的灿然重现，成为春熙路步行街中的一条诗意盎然的甬道。由于建筑风格与周边迥然不同，不但引起外地游客的驻足凝思，也勾起了很多“老成都”的回忆。我的父亲寿昶先生就曾见过周孝怀书写的锦华馆题额，字在楷隶之间，横画收笔处有挑脚，但体势已具楷书的特点， 风格朴厚古茂。

　　据吴世先主编的《成都城区街名通览》记载，当时的街道宽3米，长12米。后来长度逐渐扩展为180米，旧时为私人小花园及民房，1916年改建为商场，名“锦华馆商场”，模仿对象是不远处的商业场，内部设有理发厅、浴室、缝纫铺、小吃馆等。由于此地旧时是蜀绣刺品的交易之地，名称蕴含有繁花似锦之意。1924年春熙路建成后，锦华馆商场渐趋冷落，后改名为锦华馆街。需要指出的是，制作蜀绣的店铺不仅限于锦华馆街，而是遍布大科甲巷、小科甲巷和正科甲巷一带。

　　韩忠智主编的《百年金街春熙路》记载说，馆初有进出两个口，东口在正科甲巷，入口西行，大约三二十步北转，到总府路南侧有一口可以出入。全场地盘为迂回式，高楼整齐，道路清洁，商店云集，进出口均筑有牌楼，道口曲折迂回，显得堂皇富丽。每家铺面之界墙均用彩色石膏塑造出各种飞禽走兽、名花异草予以点缀。后来又开辟了后场一段，通小科甲巷，为廉价拍卖场。其后南端在基督教青年会隔壁又开了一口，与新建成的春熙路北段相连接。在1916年—1924年，馆内生意兴隆，餐馆、服装、照相、浴室等店铺有数十家之多，其中“醉翁意”餐馆、“蜀达”照相馆较大，在市民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春熙路开通之后，锦华馆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店铺逐次歇业，仅剩几家苦苦撑持。商场沦为从正科甲巷通往春熙路的东西通道。它的西端出口，在1930年代也因新建房屋而被拆除。

　　但在这条小小的街道里，让人值得回味的历史，却如红酒一般韵味悠长。由于具有民国的建筑风格，成为不少摄影爱好者的外拍场所，甚至成为一些影楼拍摄写真的外景之地。

　　孩儿们的“梦工厂”

　　科甲巷的玩具市场，几乎是那时成都孩子的“梦工厂”。在数十年前，旧时以卖“过年货”以及“耍玩意儿”的商铺为主。诸如“麻将”“纸牌”“狮子笼灯纸扎货”等等，更多的是儿童喜欢的手工玩具戏脸壳、萝卜枪，木制的关刀、长矛、响簧、提簧等等，五花八门，是成都小娃娃有了过年钱就蜂拥而至的地方。由于品种繁多，琳琅满目非常吸引人。科甲巷于是被戏称为“玩具一条街”。归纳起来有几大类：

　　其一，动物灯具。如纸马、兔儿灯、龙灯、车车灯等。其二，面具。如笑头和尚，猪八戒，孙悟空，大花脸，王先生与小陈(1930年代电影中的滑稽角色)等。其三，兵器。如关刀、宝剑、花枪、短刀、金箍棒、铜锤、连枪(盒子炮)、步枪、机关枪、菜油兵舰(以菜油灯对船体内的小铁盒及铁管加热，利用热空气排水的反作用推动小船在水中前进，当时算是相当新鲜的玩意了)、欢喜弹、洋火炮、冲天炮、地老鼠等等。其四，响器。如锣、鼓、年号、小号、地转转(儿)等。这些玩具虽无多大教育作用，但可谓价廉物美，为儿童所喜爱，花钱不多，各取所需，十分抢手。

　　最扯孩子眼球的还是卖戏脸壳的店铺。硬纸壳做的大头娃娃、笑头和尚、孙悟空、关公等挂满檐前和店内，那些戏脸壳染得花花绿绿，再涂上一层桐油，光亮鲜活，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大的如大头娃娃，戴在头上如一个大南瓜，小的如孙悟空，扣在脸上立即生猛活跃，犹如变了一个人。小孩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店铺前，嚷着要买关公，要买笑头和尚。店主则一脸灿烂的笑，忙得不亦乐乎。孙悟空的脸壳当时价格为旧币一千元(相当于人民币一角)；而有木架支撑的大型纸马，孩子还可以骑上去，卖价竟达一块银元，这只能让绝大多数娃娃干瞪眼。

　　民国时期流传的歌谣《唱成都》就记载说：“科甲巷上亮铮铮，玻璃灯照兔儿灯。”娃儿最喜爱中秋节牵“兔灯”，因为价廉，父母一般会满足。那时这些地方是卖“兔灯”的好去处：春熙路后面的科甲巷、八宝街上的灯笼街、宽窄巷连着的长顺街上，都有着好几家专卖玩具的耍玩意店。中秋节前竹篾纸糊的兔儿灯，玩具店中早已挂满，只等小朋友前去挑选。今天，这些习俗已不复存在，但我还是怀念过去中秋节的美好时光。

　　清代以来，流传着一句话：“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所以拜月就成了妇女的专利，家中的主妇忙着拜月，小孩子也不愁没事干。中秋节前，街市上都会卖一种专供儿童用的兔儿爷。兔儿爷的起源约在明末。明人纪坤(约1636年前后在世)的《花王阁剩稿》：“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到了清代，兔儿爷的功能已由祭月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玩具。制作也日趋精致，有扮成武将头戴盔甲、身披戢袍的，也有背插纸旗或纸伞、或坐或立的。坐则有麒麟虎豹等等。也有扮成兔首人身之商贩、或是剃头师父、或是缝鞋、卖馄饨、茶汤的，不一而足。

　　大头阔嘴笑嘻嘻，彩绘纸壳高耸鼻。

　　刀剑抛光涂银粉，兔儿笼烛走东西。

　　何韫若的这首《竹枝词》所反映的，就是大科甲巷一带儿童玩具店的盛况。这让我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在《新的生命·前记》里所发的感叹：“细心品味童稚岁月里的情感与行为，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有些虚幻，所以，我不便多说什么。我会将许多曾经发生的事忽略，只珍藏下我记忆中不能忘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