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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著名作家阎连科日前在复旦大学逸夫楼做了一个主题讲演，内容是关于他本人和作品的争议。虽然下着大雨，在网上通过抽奖获得听讲券，从各个地方赶来的听众和复旦的同学们把报告厅挤得满满当当。
“争议最多”
让他很尴尬
阎连科在演讲中说，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总是被介绍成“在中国争议最多的作家”。他说他情愿被介绍成“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争议最多的作家’在国外可以看做是很高的荣誉，在中国却非常尴尬。”在争议最多的同时，他的作品也很难在国内出版，去年终于在国内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炸裂志》，无论市场销量和读者反应如何，这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安慰。阎连科说，“这不是我的选择，完全是命运的选择，自然的选择。”
阎连科说，他的作品最早受到争议是1994年的《夏日落》。《夏日落》的故事发生在某部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的一个英雄连，连长和指导员在战场上同生共死，在他们浴血奋战，并牺牲了许多战友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越南和中国建交了。时移世易，追想战场上的情景，两人感觉发生了变化。
阎连科说，他写这么一个简单故事，其实只是要写真正的人，而不是军事经典里面的英雄，“当兵也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了生存，为了前程。所以我就写了些非常真实的人和故事，我只是把英雄写成了人，把战士从战场拉到了现实。”关于阎连科的争论就是从这个小说开始的。
《夏日落》开始了阎连科出版作品的坎坷之路，同时也是他的写作转折点。“这个转折使我对文学有新的认识。文学讲真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文学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文学的真实不能违背人的内心的真实。”阎连科说。
写《受活》
使他从军人变成平民
阎连科在军队26年，因为《受活》，使他从军人变成平民，但这个时期给他打击最大的恰恰是另外一部阎连科自己都不太喜欢的小说《为人民服务》。
阎连科写《为人民服务》完全是因为约稿，拖了很长时间，一定要给杂志社一个3万字左右的小说。“2003年初，写完《受活》我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为应付朋友约稿，从《坚硬如水》里找了个素材扩展下来。但越写越长，超过3万字了，编辑说，只留了3万字的版面，现在随便你写了，我不要了。”那就是《为人民服务》，阎连科说，这部小说出来后，自己承受了很大压力，也觉得对不起朋友和出版社、杂志社，“但因为这部小说，彻底被海外关注，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
从那以后，“让我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有读者对我说，我喜欢你的小说，我看过你的《为人民服务》。我知道这么说的是为了恭维我，你说我的小说好，去看《坚硬如水》，说我的《为人民服务》好，我会非常尴尬。但我到任何国家，大家都会谈论《为人民服务》。”
写《丁庄梦》
是为了“拍马屁”
阎连科一转业进入北京作协就带来麻烦，很过意不去。他要以“戴罪立功”的心态去写一部主旋律的小说，那就是后来的《丁庄梦》，“我完全是以立功的心态去写《丁庄梦》。因为我刚刚调到北京作协，想写一个能给作协带来荣誉的小说，是部计划用来拍马屁的小说。在我所有小说里，没有一部像《丁庄梦》 那样写得纯洁、温暖，我投入了很多的理解和爱。”小说后来出版，结果只“出版”了三天。阎连科说，从这件事情上发现，“某些生活，别人都可以讲，你阎连科不能讲。其实我在村庄看到的死亡、疾病、冷漠远更厉害，远更荒诞。”
《丁庄梦》这部小说，后来改成电影《最爱》。“我提出不要说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不要说我是编剧，把小说里的名字都改掉。我放弃一切名誉是为了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能让大家看到，最后大家还是知道这是根据《丁庄梦》改编的。”
写《四书》
自认为最满意的写作
到了50岁之后，阎连科完全没有了约束，只存在有没有能力去写的问题。“你忽然意识到，选择那些不允许写的东西，要放弃一切可能，包括出版的可能性。当你写《四书》的时候，清楚地认识到，完全为自己写作的时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能力去写。”在这几年的写作中，《四书》是阎连科自认为最满意的写作，但目前只有台湾麦田版。
“所以，你全部的写作，都不是你可以选择的，都是命运的安排。你的争论，也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你能写什么，都从你生下来就决定的。比如你是农民你只能写这块土地。”阎连科说，不要去抱怨写作环境、政治环境，“在技术上，中国作家每个人都训练有素，但是差哪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人格去写。写不出伟大作品，不是时代问题，是作家本人问题，我们常常用审美的名义掩盖作家的责任和能力。”
在演讲结束时阎连科暗示，在完成《炸裂志》后的写作之难是不去重复之难，他说，以现在56岁的年纪和体力，最多写两三部长篇小说，“每天都在家里琢磨，就是写不出东西。”他最焦虑的是，即便很早准备好的故事，仍然在延续以前的写作惯性。这也确实如此，记者见阎连科在进入会场前摘去了戴在脖子上颈托，出了会场马上又戴上了。（楼乘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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