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文物法》有望提升可操作性 加大问责惩罚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文物法修订工作目前已进入课题研究阶段，修订草案将于今年年内出台。专家预测，新版《文物法》有望确立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独立的平衡关系”，对“牺牲文物搞建设”行为实现有效制约。

　　这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上了解到的。

　　——修法原因：“文物遭欺负”期待文物执法“硬起来”

　　近年来，中国面临着基本建设过热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在上周揭晓的２０１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除３项为学术性主动发掘外，其余７项均为配合建设的“抢救性发掘”，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基本建设的“争夺战”中，“抢”下来的“七大发现”可谓中了“幸运奖”。

　　历史建筑“变脸”私人会所，名人故居遭到“维修性拆除”，千年古遗址在地产开发浪潮中惨遭碾压……“文物遭欺负”的表象下，是文物法规不健全、可操作性差、文物执法部门力量薄弱等制度性软肋。

　　为回应公众对文物执法“硬起来”的呼声，本次文物法修订工作于去年下半年正式展开。

　　——修法背景：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变成平衡发展的关系

　　专家指出，“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巨变”是本次文物法修订的时代背景。

　　“１９８２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对文革时期破坏文物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拨乱反正。到了２００２年，针对新时期基本建设和城乡建设导致的文物大规模流失和破坏，有关部门对文物法进行了首次修订。”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说，“不过，文物法从立法到上一次修法，实际上是‘相对被动’的。”

　　朱兵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工作重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物立法基本上也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而开展的。这就决定了文物法长期以来的“从属地位”。

　　“当今，政府已经摆脱了对ＧＤＰ增速的片面追求，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文化建设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重要一环，与经济建设变成了平衡发展的关系。”朱兵认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重修文物法，要打破文物保护对经济建设的被动关系，与之实现“平衡与共存”。

　　——修法内容：提升操作性　加大违法成本

　　作为文物法修订案的起草部门，国家文物局委托其下属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各省级文博机构等，就修法所涉及的难点进行课题研究。内容包括文物行政强制执法、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文物保护补偿机制、文物的合理利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等二十余个问题。

　　专家认为，本次文物法“大修”，将对原有法条“加钙片、加营养”，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加大文物问责的惩罚力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高利红认为，行政强制权受限，是文物部门的苦恼所在。建议将原文物法中“责令改正”的表述具体化、清晰化，并通过司法解释推动其执行力。此外，她还建议将“启动民事赔偿”写入法条，“届时，破坏文物行为的赔偿数额可能是天文数字。哪个开发商不会掂量着办事？”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刘勇认为，应建立文物公益诉讼制度，借助公益诉讼的“利剑”，有效遏制文物违法行为，提升文物安全保障力度。

　　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杨伟时建议建立文物保护单位的“降级和撤销制度”，不可移动文物遭受严重损毁无法恢复的应予以降级，丧失保护价值的应予以撤销；文物保护单位因人为原因降级和撤销的，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唐仲明认为，文物法的立法精神是“保护”，但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更应注重发挥其社会效益。只有处理好“保护好”“利用好”“承传好”的辩证关系，才能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根据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底公布的中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７６万余处。而在过去的近３０年中，共有４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平均每年消失千余处。

　　随着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扩展，工业遗产、乡土建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文化遗产新概念亟须通过法律方式予以确立和认定。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财富，各级政府是保护文物首当其冲的责任人。作为国家文化遗产的管理部门，我们希望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两者关系处理得好，能够让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获得满足；处理得不好，损失的往往是文物、是国家的历史文脉。”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说。（记者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