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将全部捐赠20万元获赔款 对二审判决表欣慰

“希望你们合法经营，尊重法律，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赚钱的机会很多，不能把人家的隐私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别人的隐私去做买卖。”

--杨绛

上周四下午的终审判决，让持续10个多月的“钱杨书信拍卖”一案最后落槌。北京市高院宣布维持一审原判，杨绛先生闻讯后表示很欣慰。记者今天了解到，杨先生将把获赔之后的20万元全部捐给公益组织。

捐赠是顺理成章之举

终审判决的具体内容为：中贸圣佳公司停止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赔偿杨绛经济损失10万元；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停止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尽管这与杨绛要求拍卖方中贸圣佳和收信人李国强共同赔偿“50万元经济损失、1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在赔偿数额上存在落差，但杨先生并不看重钱。她生活简朴，乐善好施。钱锺书、杨绛二人把一生全部的稿费和版税均捐赠给了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至今捐赠累计逾千万元。面对此次“钱杨书信拍卖”一案的判赔金额，杨先生再次决定捐赠是顺理成章之举。

涉案书信属隐私范畴

杨绛看重的是“理”。维权过程中，她曾两度公开声明强调：“维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一基本人权”、“希望你们合法经营，尊重法律，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赚钱的机会很多，不能把人家的隐私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别人的隐私去做买卖。”

被告方则对是不是侵权另持看法。中贸圣佳公司在上诉中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绛有权依法行使钱瑗(杨绛之女)的涉案权益，公司也已提前取消了研讨活动，不存在主观过错，且早已主动终止了被诉的侵权行为，原审法院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收信人李国强也认为自己很无辜：“我(把书信)卖给了香港画院一位姓叶的经理，他又转卖给另一个人，那个人再拿到北京拍卖。我没有参与拍卖，跟著作权没有关系。”

在二审中，北京市高院采纳了北京市二中院的审理意见，认为钱杨均对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以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发表权等。涉案相关书信均为写给李国强的私人书信，内容包含学术讨论、生活事务、观点见解等，均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属于隐私范畴，应受我国法律保护。

李国强承诺遵从判决

在“钱杨书信拍卖”一案一审判决之后，李国强先是表示“打算道歉”，在听说中贸圣佳上诉之后随即表示“暂不道歉”。记者今天致电在香港的李国强，他承诺将遵从判决。

李国强称，之所以还没公开道歉，并不是态度问题，而是程序所需，中贸圣佳的上诉让一审判决暂时不具备法律效应。他表示，他自始至终都没参与上诉，只是静候最终的判决。

但他对于这份最终的判决，仍不够明确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我到底赔多少？我也不知道。我没参与拍卖，所以不需要承担经济赔偿，那精神赔偿方面呢？5万元吗？”他说，至今没有任何人告诉他该怎么赔，如果收到相关的信息，他一定会配合。至于公开道歉，他也会按程序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等相关媒体上。

他透露，他的身份(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让他有缘和很多文人交往。目前，他手里还保存着不少文人信件，仅钱杨书信，他手里还有几十封，内容大都和《干校六记》发表事宜相关。他表示，既然法律对此事(“钱杨书信拍卖”一案)有了界定，他会更加慎重保存这些信件。记者追问他最后将如何处置这些信件，他说：“杨先生已没有后人。等我老了以后，没法交给她后代，很可能是捐给博物馆。”

可考虑建立征询制度

杨绛先生曾公开表态：“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坚决反对任何公司、企业和个人未经许可，擅自拍卖钱锺书、我杨绛以及女儿钱瑗的书信，我们也从来没有授权任何公司和个人处理、拍卖我们的信件。”杨先生的这一鲜明态度，通过“钱杨书信拍卖”一案的胜诉而得到了完全的支撑。

但属于民事范畴的此类案件，实际操作中是原告不主张，法院则不立案，而单个的维权者常常势单力薄。对此，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建议，可考虑建立名人书信公开或拍卖征询制度，受信人想要公开或拍卖，需要征得写信人同意，当写信人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此外，还可以借鉴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经验，对艺术品拍卖实行追续权，即在每次拍卖和再次转手时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比例作为补偿，从某种程度上保障名人后代即著作权人的利益。记者 江胜信

专家观点 隐私权是没有期限的

在“钱杨书信拍卖”一案发生之前，围绕名人书信的官司并不鲜见，比如鲁迅后人的维权、张爱玲粉丝的维权等，但均处弱势，无奈收场。而“钱杨书信拍卖”一案则释放了一个利好信息，包括在此案中的“杨季康(笔名杨绛)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禁令案”于今年2月17日被最高法院作为“七个人民法院保障民生典型案例”之一对社会公布，这是2012年修订民事诉讼法之后的首例针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临时限令，推动了全社会特别是收信人、写信人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发挥了司法的社会引导功能。

“钱杨书信拍卖”一案涉及到两个权益，一是著作权，二是隐私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家李显东指出，著作权是作者对作品的直接支配权，书信也有著作权，它属于写作书信的人，作者享有著作权的时间是终身和死后50年。

比著作权50年期限更久远的，是隐私权。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指出，信件的自然属性是私人之间沟通的工具，包含了很强的私密性和对对方的信任度。即便收信方被认为拥有信件所有权，其对信件的处理也要受到三个原则的严格限制：一是不能对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进行颠覆，信件的转让不能利用和违背写信方和收信方相互间的信赖；二是不能侵害写信人的权益，信里所披露的个人私密信息不能被公开；三是信中内容可能涉及第三人，信件的处置不能侵害第三人的利益。“‘拍卖钱杨信件’中被公开的钱锺书信件，不仅包含了钱锺书、杨绛及收信方李国强大量的个人信息，还涉及钱锺书对历史和学人的臧否。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公开很‘适度’，并没有损害钱先生形象。但隐私并不是由旁人眼里的‘好’和‘不好’、有没有构成实际损失来判定，只要是个人的观点，本人没有公开的意愿的话，就构成隐私。隐私权是没有期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