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被称"第一部中国公学校史专著"

　　《光荣与梦想: 中国公学往事》　　章玉政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年1月

　　读史

　　在近年来兴起的“民国史”热中，关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以及民国教育界人士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在民国教育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中国公学却少有人提及。仅从这层意义上讲，章玉政的这部以反映中国公学来龙去脉为主题的著作，便有避免遗珠之憾的重要意义。

　　如上所述，关于民国教育的著述甚多，评价也是各有侧重，不过总体看来，创立了国内近代高校教育范式的民国高校得分甚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民国高校培养了大批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人才，许多人才直到今天仍旧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二是民国高校治校理念直到今天仍被后人视若圭臬。其实，掩映于民国教育之林的中国公学同样具备了这样两大特征，不过相较于其所取得的瞩目成绩，中国公学的艰难求索更应令人关注。

　　1905年12月，“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行《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大批留日学生愤而回国，商定在上海自办一所学校”。1906年4月10日，中国公学终于呱呱坠地。然而，在这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内，中国公学命运几经沉浮，苦于筹款无门的创始人姚宏业甚至蹈江自尽。当初，留学生出于民族义愤（事后证明是媒体曲解了日本政策的涵义）决定回国，一时间得到工商界的广泛支持，“上海商会，亦来电尽招待之责”。然而，当留学生纷纷回到国内，准备创立中国公学时，却在上海工商界吃了闭门羹。而“上书学部及各省学务处”，也终归石沉大海。

　　面对此情此景，很多人极易想到工商界的冷漠、自私、虚伪。然而仅仅12年后，当“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南开大学才得以成立。据悉，张伯苓创办南开中学、大学，前后共募集资金数百万元，募集对象也是五花八门，甚至还包括不少军阀。

　　不厌其烦地如此赘述，无非是想说明，中国公学一开始所面临的遭遇，既有国民觉醒程度不足的时代因素，更因为当时正值风雨飘摇的晚清，而留学生群体又是革命党藏身的重要阵营，如此以来，如果没有官方厘清关系，民间恐怕也只能是有劲不敢使。事实上，中国公学一开始得以问世，与体制还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晚清革命史中，端方往往被刻画为一个十足的悲剧人物。不过，在中国公学创立过程中，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不仅划拨了大批银两，还指派社会名流郑孝胥鼎力相帮，可谓中国公学的首位“贵人”。

　　胡适一生任过两次校长，一次是北大，一次便是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期间，也是中国公学历史上发展得最好的时期，不仅学生人数从其接手时的300余人，迅速增加到离任时的1300余人，期间还涌现出吴晗、罗尔纲、吴健雄、黎昔非等“一批在日后颇有盛名的年轻人”。身为校长的胡适，一方面在校内努力创造包容各种意见建议的融洽环境，即不分党派，只论学术。另一方面，他冒着种种难以预测的危险，奋笔直书，坚决抑制国民党对高校学生的党化教育。正因此，国民党力推的党化教育政策在中国公学校园内居然“失灵”。回过头来再看，胡适在中国公学的这些努力与尝试，也正是其逐步积淀个人思想的重要实践。更主要一点当是，中国公学原本左右摇摆的发展状态，逐渐步入稳定的正轨。

　　中国公学的存世历史很短，虽然后来数度在多个阶段、多个势力范围内复校，终因受制于时代背景，未能最终发展成为如梁启超等人希望比肩清华北大那样的宏愿。尽管如此，从中国公学的短暂存世历史中，我们或许可以梳理出这样几条历史规律：当学校离权力越近，其生存忧虑越少，但同时受到权力的影响也会越大。胡适倒是想作一些打破陈规的努力，显而易见的是，他也只是争取了极其宝贵的短暂空间。

　　中国公学的艰难求索或许表明，一所高校如果不能实现独立自由，就不可能顺应时代潮流，就不可能培育出致力于学术本真的优秀人才，当然也不太可能建设出符合教育规律的一流大学。中国公学的短暂辉煌就是最好的例证。（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