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作者陈秉安: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

个人简介

陈秉安，湖南人，1951年出生，记者、作家。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书，首次揭秘了大逃港事件。

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逃港潮，以及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治理逃港的历史。当陈秉安看到这段剧情时，无限感慨：“长期以来，史界对这起长达30年的大事件几乎完全忽视了。现在能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提到逃港，陈秉安最有发言权。1988年，他在深圳一家杂志社工作，此前他在采访时听很多人提过逃港，并深受触动，就决定写一写这个题材。此后22年间，他奔波于深圳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还在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潜入笋岗桥收容所听逃港者们的倾诉；也曾游走在香港穷街陋巷以及高楼大厦间，听逃港者谈他们的坎坷与得失。在他采访的数百名大逃港亲历者和见证者中，不乏富商巨贾，比如金融集团总经理叶小明；也不乏政界高官，比如广东省委原书记习仲勋。

陈秉安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说：“从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变化，可折射出政府执政理念的变迁。”

两边收入相差100倍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

据我掌握的资料，历史上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建国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居多。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大跃进”更是引起了大饥荒。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1979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3天”的谣言引发的。

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安县（1979年3月改为深圳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安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悬殊的差距，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我接触过一个舞蹈演员，那时在《红色娘子军》里演洪常青，逃港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一瓶养乐多。他告诉我，每当有香港人过这边来的时候，当地的孩子总是跟着他们。有一次，一个香港人给了他的孩子一瓶养乐多，孩子喝完后还不肯扔瓶子，拼了命地想把最后剩的一点东西吸出来。这个演员觉得让孩子吃别人的东西已经很没尊严，而那种吃相更让他心疼，于是下定了要逃到香港去的决心——他游了5个小时，游过了深圳湾。

我还见过一个逃了12次的人，都被抓回来，到了第十三次，边防战士都不好意思再抓了，他终于跑过去了。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说，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了。位于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原来并不存在，几乎都是深圳罗芳村的人迁过去的。

惨烈的逃港之路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陆路、游海、坐船。其中，中老年、妇女、儿童一般选择陆路，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游海的主要是年轻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很多广东人回忆说，那个时期珠江里总是有很多练游泳的人，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人们通常选择从蛇口一带下水，游过深圳湾，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顺利，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逃港，当时潮汐涨落时间是高度机密。很多逃港者由于不了解涨落潮的时间，往往选择在落潮的时候下水，结果游到半路开始涨潮，拼不过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已经解密的文件显示，1962年的逃港潮有如“大军南下”。据宝安县文献记载，这些逃港者成群结队，每人拿着一根木棒，带头者声称：“谁阻止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者集体示威、强迫边防军人开闸；莲塘、罗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们冲垮了一段几十米长的铁丝网，人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过边界线……

仅1978年一年，逃港的就超过9.7万人次，甚至当地干部都开始逃，形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边防军人曾告诉我，逃港高峰时期，他面对成百上千黑云一样涌过来的群众，“心都在颤抖”。

后来我看到陆续有一些人在回忆录里写到自己逃港的经历，比如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乘小船偷渡过去的；香港“期货教父”刘梦熊则走了6天6夜才到海边，从天黑游到天亮，最后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抵达了对岸……还有千千万万的逃港人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的故事形形色色，却又大同小异。

上世纪末，香港近半富豪是逃港者

逃过去的人，最早还是比较受香港欢迎的。当时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急需劳动力，所以对逃港者既不抓，也不主动遣返，还出台了政策：只要抵达市区又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

逃港成功的农民大多做了工人，他们在楼房天台上搭建简易住所，在家庭作坊里粘纸盒、缝袜子、勾纱。刘梦熊曾说，香港老板最喜欢用逃过去的人做工，因为他们体力好、能吃苦、要求又低。这些逃港者为经济起飞阶段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我先后采访过几十位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吃尽苦头，慢慢发达起来，跻身社会上层。曾有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包括金利来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他是1962年逃港，当时只有十几岁。他的母亲在逃港途中被洪水冲走、淹死了，他含泪埋了母亲，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在香港，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干到了一家金融集团的总经理，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一次参加会议，他激动地说：“今天不是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进入60年代，逃港者越来越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够了，港英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化，实施“即捕即遣”政策。但许多逃港者与香港市民都有亲友、同乡的关系，很多香港人都对逃港者采取同情、帮助甚至庇护的态度。

70年代的逃港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内地知青。这批人跟之前的农民不同，他们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过去后直接带动了香港的文化发展，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早期的香港电影界没什么会作曲的人，配乐通常是用凤阳花鼓、黄梅戏的调子充数，罗文、梁立人这批人过去后，香港的音乐、影视才慢慢发展起来。

对于建国后逃港的总人数，有不同的统计数据，少则70万，多则200万。据我估算，应该在100万以上，这是指在香港落了户口的，此外还有很多人迁到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1949年，香港人口是100多万，1980年是500万左右，现在是700万。那30年中，从大陆过去的人口数量可见一斑。仅从这一点上看，也不能忽视香港与大陆的关联。我在一次讲演时说，香港文化研究者要多研究一下逃港者，我们所说的“香港精神”——吃苦、拼搏、肯干，其实都是来自这些人。

从堵，到疏，再到改革开放

对于逃港者，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没有跑成的人中，大多数是被堵住、抓住的，还有一些是逃到香港又被警方遣返回来的。高峰时期对逃港者的打击异常严厉，没有合法手续的人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要收容，当地的收容站一度人满为患。

文革后政策有所松动，不再一味地堵，而是改用疏，比如说开会忆苦思甜，演革命样板戏，批判香港是“人间地狱”，学毛选……但还是不行。有一次演出《红灯记》，大幕一拉开，演李玉和的演员却不见了，原来他已经逃港了。

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去边境调查，一位年纪很大的基层干部跟他说：“你是从牢里出来的，我才跟你说真话。如果政策不变，还是这么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有人质问这位老人：“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是不是贫下中农？”“我是，但还是要讲。”习仲勋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后来，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习仲勋去沙头角，看到当地偷偷引进港资搞起塑料花加工厂，工人一天能挣8块钱，习仲勋很受触动。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好了，逃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事实确实是这样。1980年，深圳设立了特区，从此，逃港的局面就扭转了。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回忆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甚至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人又陆续回来了。

前面提到的那个演洪常青的舞蹈演员，在香港学了制衣，改革开放后又回来办了服装加工厂。现在他退休了，定居蛇口，在一个艺术团里做领舞。再提及那段经历，他说就像过眼烟云一样。

如今，反而是大量香港人涌入内地。所以我总说，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政策变化，就是一个越来越实事求是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很多干部为治理逃港做出了贡献，甚至付出了代价。

看到大逃港这一历史事件引起世人关注，那些曾经秘不外宣的事实被解密，我感到很欣慰。历史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湮没，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30年中，这些逃港者，他们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1990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之际，习仲勋回深圳参加庆典。他接受采访时对我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